屋内本来没有风，却灯火闪烁，让气氛显得有些压抑。

“忠贤，你也是宫中老人了。朕记得你是隆庆二年（1568）生人，是吗？”

魏忠贤本来也只是想试探一下罢了，现在知道自己或许是做得有些过火了，已经触怒了皇帝，正欲辩解，却没想到皇帝问了那没头没尾的问题，这让他更是惶恐。

“回皇爷的话，老奴确实是隆庆二年生人，如今五十四岁，已经是入官侍奉二十余年了。”

“嗯，二十多年，辛苦你了。”

此时魏忠贤已经是全身血管发凉了，“窟嗤”一声跪在地上，头如捣蒜，泪流满面（这次倒是真的）。“皇爷…奴俾…”

朱由校仍是坐在椅子上，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说到。“忠贤啊，你年龄大了，该休息休息了。这些事情难为你了，东厂厂公这个担子对你来说或许还是太重了。”

“皇爷，老…老奴还有用啊，老奴愿为陛下尽忠呀…”魏忠贤以头抢地，啜泣不已。

朱由校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自觉得敲打还蛮有效的，他又这样等了一会儿。

“起来吧，混账东西。”

“是，是，皇爷教训的是。我混账、我混账。”魏忠贤听了这话，立马站起身来，缩着脊梁，转悲为喜，挤出笑容（他妈的笑得比哭的还难看），一边说着，一边还要扇自己的巴掌。

朱由校实在看不下去了，只能佩服这斯不愧是地痞流氓出身，真是个好狗腿子，好生的不要脸皮。

“好了，堂堂东厂厂公，朝廷官员，如此像市井泼皮一般，成何体统！”

这句话虽然也是训斥，但魏忠贤听了之后，不但不觉得恐惧，反而十分的高兴，因为这说明皇帝说要撤他职什么的只是气话，自己的地位保住了。

“奴俾不过是陛下家奴罢了，若是陛下欢心，奴婢就是千刀万剐，也是甘心。”魏忠贤又开始了，那极度谄媚的讨好，惹的人肉麻。不过，多年来朱由校对此早倒是已经习惯了，并没有说什么，也算是接受了。

“行了，说正事吧，山西的事情到底办的怎么样了？”

“回禀圣上，”知道皇帝的性子，于是找个泼皮流氓出身的太监也严肃了起来，双手做长辑，低着头正对朱由校做着汇报，一举一动可以说倒是很符合礼仪点规的。

“山西的问题是真的难啊，晋商走私，勾结东虏是不假。可如果没有上下打点，一群商人怎么可能和长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关系呢？这山西的边关，可以说是上上下下…都不干净。”

“当然，那群人确实不敢拿奴婢怎样，毕竟要看圣上您的面子。可奴婢派下去的人，一到了乡野田间，这个遇到了虎豹豺狼，那个遇上了土匪强盗，一个个死的不明不白，长此以往，谁还敢办事啊？”

其实魏忠贤把事情夸大了一些，希望以此来向皇上要些权力，但事情基本就是这个事情，与他所说的其实大差不差。如果不把边关的军官、士兵们都贿赂一遍，这样大规模的、长期的走私是根本不可能的存在的。

看来还有肃清山西的官场内部吗？朱由校目前还并没有发动大清洗的能力，而且也不想把这件事情扩大化。

所以朱由校并没有思考太久，就想出了对策。“叫锦衣卫的人过来吧。”

魏忠贤突然一愣，他本来是想了想，皇帝寻求支持，扩张权力的；却没想到，到皇帝把锦衣卫叫了过来，如此一来不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助长了锦衣卫的威风。

“好了，魏大伴。别愣着了，走吧，随着一起回皇城。永寿，到时候直接叫刘侨（锦衣卫指挥使）来乾清宫见我吧！”

朱由校在西苑呆的太久了，该回家了，毕竟妻子和弟弟都还在等着他。

而魏忠贤听到皇帝叫他“大伴”这种比较亲切的称呼后，立刻喜上眉梢，侍奉着朱由校一同离开。毕竟最大的倚靠不是别的，只有皇帝的宠信而已。

坐在回宫的马车上，朱由校看着昭和殿的灯火，听着传来的若有若无的丝竹之声，忽然有了一种“年轻真好啊”的感慨，但又想到自己此世的年龄，好像才刚刚十七岁，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小，又升出一丝不协调的氛围。

朱由校赶快甩甩头，没有让这种诡异的思考继续下去，看来枢密院的官员们应该享受着极好的宴欢之乐一一年轻真好啊！

朱由校回到皇城时，已经是下午了。他先是见了皇后张嫣一面，随后又与朱由检续了一下兄弟情，检验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功课。一家人在一起吃着下午茶，聊些家长里短，朱由检还是总角之年，正是小孩最活泼的时候，总是缠着兄长问东问西的，而魏忠贤则站在一旁，伺候着。

不过皇弟却似乎总是透漏出一丝对魏忠贤的厌恶，这又让朱由校是想起了另一个时空的历史。

到刘侨前来进见的时候，已经是酉时（下午5点）了，朱由校的工作又要开始。

他给锦衣卫布置的工作很简单：晋商与东虏勾结，总是会留下证据的，有证据就要查找证据；没有证据，就要创造证据。

很不巧，锦衣卫对着两者都很擅长，当然，尤其擅长后者。只需要随便“找”几个污点，就可以让不少的走私犯胆寒了，到时候他们的保护伞自然也不敢出手，只会寻求自保，不敢引火上身，为此自然也会愿意出些钱平事的；而自己这次的目的也不是治本，只求捞一波钱。

有钱的富商抄家灭门，再让东厂、锦衣卫向山西那些官员收些好处做“封口费”，到时候自己的内帑又能多出数百万两银子，就是不知道手下人干“抄家”这种油水满满的工作，会劫流几成。

当大明朝的两大特务头子离开紫禁城时，天已经黑了。

朱由校做在书房里，提笔写下了明天要交给枢密院的内容：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东虏本我属夷，地窄人寡，一旦称兵犯顺而三韩不守，其故何欤？

且流寇久蔓，钱粮阙额，言者不体国计，每欲蠲减。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

至于漕粮为三军续命，马匹为战阵急需，折截挂欠，遂失原额，何道可复？

今虽东虏猖獗，河套有可复之机，边外尽可作之事。但难于东虏窥伺，胡野匮乏。近降夷继至，作何安插？插套连合，作何问破？

海寇时扰浙闽，剿灭不速，民难未已，省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

这些都是他希望枢密院可以帮忙解决的问题，改革不易呀。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自己消灭晋商赚来的钱，只能当一时；这种方法只能应急，不能长久。想要整顿财政，除了整顿吏治，还是要从户部下手。

朱由校一边想着一边批着公文，这时一篇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而这封文章的落款写着作者的名字：毕自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