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这个税收计划的第一眼，朱由校他就想到了历史上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一一二级税制与三大税一一盐税、关税（洋货进口）和统税（原材料出口税）。

一个人、组织、团体的立场往往是由其根本利益所决定的。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国家之所以要维护人民，维护本土企业，是因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是由人民群众来缴纳的，保护人民群众就是在保护自己。

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只是众多割据政权中最强的那个，为了笼络地方，而妥协退让建立了中央、地方二级税制。

而盐关统三大税是中央税，占了90%以上的收入，所以整个国民政府的行为都受到了这三大税的控制。鼓励洋货进口，原材料出口，可以提升收入；而扶持民族工业，就必须压制进出口，于是国民政府就沦为了买办政府，对百姓的死活漠不关心。

国民中央政府不收农业税，是因为农业税征收成本和征收难度实在太大。但这不代表老百姓不交农业税，农民收成的63%以上都要上缴。

民国是农业国，农民的产出远大于三大祱，但这些产出全部被地方豪强盘剥了。而中共土改、二五减租，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收上了农业税；国民党数次土改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因为共产党有完整的执政基层，有撇开豪强的能力。

而此时大明的行政组织处境与民国极为相似，虽强上一些，但也有限：政府腐败，派系林立，与士绅的利益匪浅，基层统治完全依靠地主、宗族。士绅是大明的统治基石，但现在他们却在挖大明的根。

而在税收问题上，明政府遇到的问题与民国不同，但也很有共同话题。国家并不是没有财富，只是中央政府是得不到的，农户压榨极重，而政府所得甚少，“中间商”赚的实在太多。而且国民政府至少控制了海关，并且打击私盐。而现在大明海商走私太重，沿海官员与士绅狼狈为奸，关税丶盐税朝廷得利过少。

朱由校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计划的。

这种所谓的二级税制，是中央向士绅妥协的产物。以大明现在的状况，一但实行，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对乡村、基层的统治权，士绅会将地方变成事实上的一种半自治状态，田赋只会上交朝廷的更少。

对于这群贪得无厌的家伙，朱由校从不报以妥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希望。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而海商走私，更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士绅们命门，这群家伙包括一部分的沿海卫所，都是走私的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它们是决不允许有人断其财路的。海关税在现行条件下，大明朝廷没有在和平状态下普遍强制实行、全部收归中央的能力。

而我中国产盐地甚广，种类繁多：海盐、井盐、岩盐，池盐皆有。而目前大明的主要盐场就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等地，北方的私盐贩子来回窜动，南北联合，是有组织有规模的一一说这背后没有豪门支持，谁也不信。

大明境内各个势力利益链盘根错节，导致行政效率极端低下，层层推诿。如果此时贸然行动，恐怕就不止是“皇权不下县”了，而是“君命不出近几”。

朱由校拿来纸笔，御笔朱批，在工作应该第一页写上了大大的“不通过”三个字。随后又拿了一张白纸，在上面写出了建议：

“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内容笼统，没有具体的行动方针。

现在问题有仨：一，如何整顿盐政、市舶司？二，如何将盐税、关税收归朝廷？三，如何重建朝廷基层组织？

打回重做，下不为例。”

毕自严和枢密院的人都是这个时代极其聪明的人，但是时代与阶级还是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况且他们本身大多就出身于士绅，所以想让他们认识到士绅阶层本身就是大明的堀墓人，有些困难。

大臣们能提出这样的计划本身是好事，说实话这份计划书是出乎意料的产物，朱由校甚至它觉得出现的过于的“先进”了一点。但他希望可以更好一点，朱由校思索了一下，又在纸上继续写道：

“立国之本，耕战为先。时多天灾，路有饥馑，然而却有良田无数不耕种粮食，江南攻稻为桑以求金银。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如农耕。”

“商贾之徒，重利轻义，投机倒把，囤积聚齐。捣乱市场，国家当统御之，统一监管市场经济，管理审计。”

应当说大明现在的经济状况，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幻想。嘉靖朝“改稻为桑”后，自然经济进一步的向商品经济转型。

自由经济是唬人的幌子，市场调控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大明此时在制度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低商品税，低流通税，国家没有统一的经济监管和审计部门，一条鞭法后，征税和劳役也进一步完成了商品化，这很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派）

然而，在历史上明末天灾降临的时候，市场并没有推动着全国各地的粮商赶往陕西，江南依然在大规模种植桑叶和棉花而不是改种稻谷来填补北方粮食短缺的空白。当政府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时，看不见的手在哪儿呢?

此时的朱由校脑海里只闪过一句韩非子的话一一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