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十月十三日，天气晴。距离上次与内阁和枢密院召开的那次御前会议已经过去了足足十六天。

今日，朱由校刚刚接见完暹罗（泰国）来的朝贡使者，略有些疲惫。此时的泰国正值阿瑜陀耶王朝中期，内有贤王，正式中兴之时，在十余年的战争中吞并了缅甸南部的大片领土，在东南亚十分强盛。

而现在，战争已经远离，暹罗进入处于和平状态之中，经济和文化有着蓬勃的发展，同时它也是中国（大明）富人们所需的沉香、象牙、犀角的主要产地；累计拜访使者出使中国多达百次，甚至有时一年朝贡数次，与大明保持着良好的邦交。

但同时，暹罗也有着很大的外患。从16世纪初西方殖民势力就开始逐渐深入，到此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签订了通商条约，并允许他们开设商馆、居住和传教；许多日本商人也在暹罗买房置地，开设商馆、店铺，仅在其国都就有上千名日本人定居。

虽然大明此时仍然是暹罗的最大贸易国，但是对其影响力却逐年下降。虽然在暹罗也有锦衣卫的活动，但是因为人员及其稀少，而且开展工作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尚未有什么收效，对此朱由校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朱由校与暹罗大使的交谈倒是十分愉快，原因却也很简单，仇恨可以团结力量。而大明与暹罗有共同的仇恨对象：缅甸。暹罗与缅甸的仇恨上文已有描述；而朱由校之所以厌恶缅甸，其实是历史原因。

终明一代，缅甸一直是大明的属国，甚至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直接就是宣慰司，是大明领土的一部分。在原本的时空中，缅甸在明亡后，立刻出兵攻打仍效忠大明的孟拱、孟养、钦敦、伽婆、孟腊、山达、八真、孟卯、孟焕、登尼、里麻、茶山、孟定、孟琏、车里、景栋、小八百和八百大甸，拿下了缅北、缅东北、泰国北部和四分之一云南。（明代云南面积是今天的云南省将2倍。）

而且缅甸还不允许其他国家继续效忠南明，不断阻碍泰国、老挝等国对南明的支援，缅军强抢东南亚国家支援南明的物资、袭杀泰国支援南明的军队；至于咒水之难，那就更不必提了；所以朱由校对面的印响十分恶劣，与暹罗大使产生深刻共鸣。

而且哪怕就在此时，支持暹罗打压缅甸，也是对大明有着现实的利益的。缅甸自从事实独立以来（此时的它名意上还不是独立的），日益强大，野心也日渐膨胀，不断试图挑拨与大明的边界战争，以寻求增加领土和得到完全的独立，并且它与大明西南境内的一些土司联系，试图策反他们以推翻大明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这自然不是朱由校希望看到的。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朱由校决定为暹罗对抗缅甸的事业提供一份支持，不过可惜出现于大明目前的国力，这种支持的力度是极为有限的。

以目前大明的囯库财力和国力限制，朱由校许多的想法与目标都无法实现。于是他不得不把目光从海外收回，专注于处理国内的事情。

山西的事他先前全权交给内阁处理了，现在已经基本走到收尾阶段。

山西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草原生产力极为低下，需要从中原获取大量生活物资，这种边境贸易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根本。明朝初重修长城，在绵亘万里的北方边防线驻扎军队八十余万。为减少开销，明政府实行各种政策，鼓励内地商贾贩运粮食去边关。政策福利加速了晋商的崛起，由此晋商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到明朝后期，晋商的产业已扩张到茶叶、纺织业、药材等领域。

因为常年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密的合作关系，于是不少当地军队、将领为晋商的走私提供便利，甚至直接参与其中。自努尔哈赤造反，建立后金以来，从万历到天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但结果却时彻彻底底的失败。

在古代，中原政权一直与草原民族有着官方的互市贸易。明政府制订茶法和马政，推行严格的茶叶征税法和马匹摊派法，交易双方必须在固定的明政府规定的官方价格进行交易。由于明朝政府掌握着定价权，所以一直获利甚巨；而蒙古、女真等则获利较少。

为了增加收益，北方部落与中原的商人相互勾结，纷纷进行走私贸易，是为“私市”，而明政府也是严加取缔，但因为官商勾结而不能成功。

随着商人与边军的利益息依赖程度越来越深，让晋商与当地官员的勾结程度也愈来愈重：万历末期，甚至有山西官员将后金称为蒙古的一个部落，以此误导中央朝廷，批准了互市，使得晋商可以光明正大的通过官方途径与后金贸易，而这种资敌行径还是受到官方保护的，大同的张家口互市便是其中之一。

由此可见明代晚期，官场腐败程度之深，士绅为了一己之私利，丝毫不顾国家之安危。而且这种有了官方背书的“互市”，其中的贸易也不仅仅局限在了法律允许的地方。晋商向后金出口粮食、盐酒、铁器；而后金回报以貂参一一貂皮、辽参都深受着大明上流社会的喜爱，价值不菲，市场广阔而稳定，不论是士绅、官员还是勋贵皆不能对此免俗，于是便也没有人在意这些商品究竟来自于何处。

看着由内阁送来的“山西冒市案”报告结果，朱由校很是满意。没错，报告上的不是“走私”或“谋杀御使”而是“冒市”（假托的、虚假的、冒充的互市），果然，内阁一出手就是不一样，直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不管是朱由校，还是他派出去的魏忠贤，都把问题处理的目光与角度局限在了晋商上，而这种手段在内阁这群人精面前，简直就是幼稚的小儿科。

在报告中，内阁提到当地对“私市”放纵，而“互市”的对象与向中央朝廷汇报的不服。诚然，直接进行贸易的是晋商，但是放纵甚至鼓励这些贸易，为他们行为做背书的确是官员，如此一来，直接将山西的大半官员拉下了水。

如果不打掉老虎，那苍蝇是杀不完的。围着一盘腐肉，不断的驱赶苍蝇，其结果必定是徒劳无功。

内阁的一行为使得这个案子成了国朝以来少有的大案，当然，与洪武年间的不能相提并论便是了，对于内阁沉稳、干练而富有政治智慧的手段，以及狠辣的眼力，朱由校很是佩服。

他同时回复内阁严令重惩，而且在诏谕中特别强调:“不可因罚不及众仍存姑息。”

最终，山西承宣布政司使畏罪自尽，大同府、平阳府、太原府三地知府判绞行，山西都指挥使司押赴京师，再行审问，以确定其治下卫所的问题；共计处死文武大小官员六十七名，被抄家、革职下狱的八十二人，二十二名犯官与其家族流放。

最初朝廷打算将他们流放到琼州，但朱由校将地址改为了大湾（今台湾），也算是为国家发挥一点点贡献。不过对于某些人来说，他的死亡往往比他的一生贡献都要大。

只不过官员们在地图上找了好久，才发现了朱由校中的这个地方，看着同僚将要踏入这种几乎好未开发的土地，不少人有了共情，生出一种悲伤之感。

朱由校打算好好想办法开发台湾，在原历史上，还有两年的时间，荷兰殖民者就要来了，直到郑成功将其收复。

而此时的台湾，绝大部分的土地都处于未开发状态，明政府的统治微乎其微，国家虽然设立了澎湖巡查司管理澎湖和台湾，单筒治力度一直很是微弱，明政府甚至一度在台湾的鸡笼建立了卫所，但是现在已经处于了废弃的状态。现在，那里是海盗们的乐园与基地；正巧的是朱由校打算向海盗们伸出橄榄枝，进行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