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颂

作者：【唐】韩愈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崪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1]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2]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3]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馀；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4]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注释：

[1]微子：殷纣王庶兄，名启。数谏纣不听，去国。周武王灭商，他称臣于周。后封于宋，为宋国始祖。[2]武王：周武王。周文王子，名发。起兵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鲁。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摄政。曾东征平武庚、管叔、蔡叔。相传周代礼乐制度均为他所制订。[3]叔齐：商末孤竹君的次子，伯夷弟。[4]圣人：指周武王、周公。

赏析：

韩文重情，这篇《伯夷颂》称许“信道笃”“自知明”为特立独行，强调人自身的品格素养，与殷、周之际的历史是非并无特别的同步性。

首先，确立标准。“特立”“独行”意思相近。独特的建树，超凡的品行，是士人最看重的人格因素。“特立独行”就是行为合乎社会准则，不顾及世俗人情之是非，信道诚笃而又有自知之明。从行文上说，“士之特立独行”与“适于义而已”两句承顺衔接，气势通贯，而“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三句显然是倒置。将“皆豪杰之士”嵌置在“不顾人之是非”与“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之间，使本来一气畅通的句式造成一个暂时的节制，这个节制形成的顿挫，为下文的一气奔放做好了准备。其次，这个行文上的顿挫，又使“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两句特别引人注目，突出了“特立独行”的实在性，为下文的伯夷出场做了意蕴上的铺垫。随后，作者用三个句式相似的层递句，层层逼进，由一家非之、一国一州非之进而为举世非之，将特立独行的信道笃而自知明的杰出人物推至“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的巅峰。行文至此，似乎文意已足，文气已极，但是，韩愈却能妙手回春，更翻一层，将伯夷“不顾人之是非”翻到“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九十九重天。翻上了高度，立即紧扣题旨“颂”，用排比句横向展开，一则将伯夷“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特立独行强化，二则将伯夷的特立独行情化，两者的目的合而为一——颂伯夷：“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崪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由开头确立理性标准到引出本文的核心人物，再到三颂伯夷的“特立独行”的明、高、大，从正面将伯夷的特立独行展示在读者面前。

其次，进行比较。微子和伯夷同是殷末周初的人，并且微子还是殷的宗室、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作者以“抱祭器而去之”一句，点明他在周灭殷过程中的态度。韩愈以为，微子虽然被称为贤者，但是他躲避祸乱，不言是非，称不上信道笃、自知明，更不能算是特立独行之士。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微子后来被周封于宋，而子孙绵延。避祸为后来和周合作作好了政治准备。其命意大约也与韩愈相似。不过从论证问题的角度看，以微子与伯夷相比，两者都是“个体”，以“个别”比“个别”，在逻辑上容易陷入片面性。为了突出伯夷的“特立独行”，还必须将伯夷的“个别”和殷、周交替之际的贤人（“一般”）相比较。“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正是起着这个作用。天下贤人、诸侯皆从武王周公攻殷，而伯夷、叔齐却以为不可，这才真正显示出伯夷、叔齐的“不顾人之是非”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豪杰性格和“适于义”的情怀。据《史记》记载，伯夷、叔齐原是周的属臣，武王伐纣时，曾叩马而谏，说周武王父死不葬，急于战事，不孝；周是殷的属臣，以臣讨君，不仁。周胜殷败之后，义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在韩愈看来，微子先谏于殷，不听而去，是“顾是非”，不是“特立独行”；周胜从周，也是“顾是非”，不是“特立独行”，皆未曾做到“信道笃而自知明”。同理，天下贤人、诸侯皆从周伐殷，也不是具备“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人物，只有伯夷，笃信仁孝之道，敢于叩马而谏，具备“自知之明”，故周胜后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凡此种种，说明伯夷是不以时人之是非为是非，不以贤人之是非为是非，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特立独行”之士，将上文的“日月不足为明”“泰山不足为高”“天地不足为容”作了事实上的论证，使题目中的“颂”具有实际的社会价值。

最后，议论时人。韩文尚奇，布局常出奇制胜。为了以伯夷“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高标绝韵为准的，先以当时之人以一人称誉为“有馀”，一人贬之为“不足”，媚俗从众做铺垫，缀以“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彼”是指伯夷。在行文上，“今世之所谓士”将伯夷托上高峰，而“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反弹一句，峭拔至九十九重天之上。回应前文，强调全文的主旨之后，突然以“虽然”二字，引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的警世之论。“图穷而匕首见”，至此，才揭示颂伯夷而诛“乱臣贼子”的真意。韩愈之世，藩镇为患，朝廷大臣或依负幽隐，作恶猖狂，斥乱臣贼子是韩愈一贯主张。励士人处乱世而不乱，一则应有“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勇气，二则需要“信道笃而自知明”的品格。

人或以周伐殷是合乎历史的需要，颂伯夷有背历史趋势，是着眼于政治。而韩愈着眼于人格素质，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特立独行”“信道笃”。不过，两者都是从各自的时代需要着眼，似可两说并存，不必加以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