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记

作者：【唐】柳宗元

自渴[1]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2]，昌蒲被之，青藓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鯈}鱼。又北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3]，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4]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5]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注释：

[1]渴：指袁家渴。作者《袁家渴记》云：“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支流为渴。”[2]石泓（hóng红）：凹石积水而形成的小潭。[3]箭：小竹。[4]酾（shī尸）：分流，疏导。[5]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蠲（juān涓）：清洁。

赏析：

这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

本文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的第七年（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作品以游览山溪小潭为主线，事中见意，处处流露出放逐投荒的身世之慨和怀抱难伸的不平之鸣。

第一段是记游。因作者随行随游，随览随记，看似平淡自如，随心所欲，却笔趣横生，天然妙合之中现出无限的精致。文章起笔先写石渠，水鸣幽幽，忽大忽细，石渠虽然小得不起眼，其特征却十分鲜明。水流潜过大石，便注入石泓，昌蒲、青藓，衬出石泓的清澄凛冽，较之石渠，风趣全异。水入石潭，顿然开朗，水面之阔，水底之深，别有一番气势。别石潭而北行，曲折迂回，又回到了袁家渴。这一路风景中，作者以石渠石泓石潭作为重点描写，以水流作为中心贯穿，而一路之上其他的风物，仅以“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一笔扫过，轻重有致，重点突出。而石渠石泓石潭又各有特色，绝不雷同，石渠之幽，石泓之清，石潭之阔，都非常富有个性。作者抓住特征，动静交错，蝉联成篇，俨然是一首优美的风光小诗。作品在结构安排上，以水流为线索，由“西南行”转“西行”，又“北曲行纡馀”，一圈下来，又回到起点。这样安排，行有其始，回有其归，显得完整而又紧凑，首尾衔接，暗中呼应。“风摇其巅”四句，是作者的神来之笔。作者坐歇于诡石怪木之间，一阵山风吹过，崖谷中树声骤起，有琴韵之美听。随声转目视之，见树已归静，而崖谷中的回声却一波一波地转向了远处。这种情景易于感受，却难于表达，柳宗元用短短十六个字，写尽了它的神韵，足见其笔力之强。

如果仅仅以表现手段和描写能力见长，那还算不上是文学的上品，只有将作者自己的感情、气质、品格和哲思，都无间地融入描写对象之中，作品才有可能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在《石渠记》中，风光景物的描写仅仅是文章的表层，作者借物写怀，以景序志，真正的主角则是埋藏于作品深层的身世之慨和悲凉之情。细读《石渠记》，作者笔下的泉、渠、石、流、泓、潭都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它们都显得蜿蜒纡曲，坎坷艰难，清幽孤寂。无论是有意寓情于景，或是出自无意之笔，均与作者的身世坎坷和此时此地的境遇情怀有着密切的吻合。泉之声“乍大乍细”，“渠之广”或狭或宽，刚流“十许步”，便受阻于大石而“伏出其下”，入石泓后“又折西行”，复“陷岩石下，北堕小潭”，“又北曲行纡馀，睨若无穷”，这短短的历程显得何等的艰难曲折啊！“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一切景语皆情语。有此遭遇，便有此情怀；有此情语，便有此景语。在文中，石渠和作者自身，已达到难解难分的高度交融，山水草木，皆已染上了作者的喜怒哀乐。柳宗元在元和四年《与李翰林建书》中曾对这一情形作了确切的说明：“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蹔}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但是，作者的性格深处，并没有被这些磨难轻易地击垮，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作者不屈从于“翳朽”的抗争意识，以及抑丑恶、扬美善的正义感。石渠微流，本来就已曲折纡余，历尽磨难，然而土石壅塞，荆棘丛生，枯枝遍地，更使渠水滞涩不畅。在这“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的环境中，作者亲自动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扫除令人憎恶的障蔽之物，还山水的自然本色美。作者的爱憎之情，借草木山水而发，表现了他忧郁中不绝望，重压下不易辙的难能可贵的高尚品格。

作品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主旨，那就是为埋没无闻的自然山水鸣不平。作者有感于永州山水的沉埋不遇，叹惜之情，溢于言表，故撰文刻石，以昭示后世之知音。山水有佳境，却无闻于世上；而人间之英才，沉埋无闻之余，更兼遭遇扼杀和迫害。作品更深沉的浩叹，正在于此。明代文学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指出：“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抑可见天地内不特遗才而不得试，当并有名山绝壑，而不得自炫其奇于骚人墨客之文者，可胜道哉！”这个“两相遭”说得很中肯綮，只有柳宗元的身世遭际，才有可能倾心于石渠幽景；也只有永州的无名胜境，才有可能激发出作者如此强烈的共鸣。所以说，《石渠记》既写了石渠，也写了人：石渠就是作者，作者就是石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