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子传

作者：【宋】苏轼

方山子[1]，光、黄[2]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3]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4]。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着帽，方屋[5]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6]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7]，余在岐下[8]，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9]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10]见之与？

注释：

[1]方山子：即宋陈慥（zào造），字季常，晚年隐于光州、黄州间。苏轼任凤翔签判时，与其相识。[2]光、黄：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3]朱家、郭解：二人皆为汉代着名游侠，喜替人排忧解难。[4]岐亭：镇名，在今湖北麻城。[5]方屋：方顶。屋，古人帽子顶部高起的部分。[6]方山冠：汉代祭祀宗庙时乐舞者所戴的一种帽子。唐宋时，隐者每喜戴之。[7]前十有九年：即嘉佑八年（1063），时作者任凤翔签判。[8]岐下：指凤翔，因其地东北有岐山，故云。[9]阳狂：佯狂。[10]傥：或许。

赏析：

人物传记，如果不是出于一些外在的原因，如受人请托等，则定是有为而作。换句话说，作者选择某人作为传主，一定是对方的身上有着某些令他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因而愿意将其记录下来。那么，在方山子身上，最能打动苏轼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异”。在文中，他就明确表示对方山子的行事“耸然异之”。

文章一开始，作者便写出了传主与常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少年时血气方刚，一身侠气；成年后折节读书，有志用世；到了晚年，由于无所遇合，乃隐于光州与黄州之间。但他的无所遇合，是否意味着无法走上宦途呢？作者写道：“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可见他的理想并不是追求个人地位，因而也就与一般的因宦途失意而隐居者有所区别。同时，即使是隐居，是否一定要过贫困的生活呢？作者又写道：“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可见“庵居蔬食”是他的主观追求。因此，他能够“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戴着“方屋而高”的帽子，表现出种种奇异行为，也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如果仅仅这样来写，虽然也能说明问题，却似乎过于简略。于是，作者便有意识地选择了传主少年和晚岁两种具有对比性的行为表现，来进一步丰富其形象。写少年，是何等地意气风发，飞扬跋扈：“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写晚岁，又是何等地安贫乐道，心境恬淡：“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妻子奴婢都能自得，方山子自己就更不用说了。）总的说来，侠和隐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这一对矛盾能够巧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难道还不奇异吗？作者就是这样写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人们的社会经历构成了各自的历史，而历史作为现在的过去，又必定会对现在起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方山子的由侠到隐，由入世到出世，也不可能是思想感情上的彻底消解。作者已经从他的神情上看到了这一点：“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那么，这种思想感情的延续之下隐藏着的是什么呢？文章的最后似也有此一问：“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与？”“阳狂”二字透露了个中消息。原来，这些所谓“异人”的不寻常的行为乃是一种掩饰，是为了压抑心中的激情，平息心中的矛盾。方山子不正是如此吗？他折节读书，原是为了有所作为，干出一番事业，但由于无所遇合，只得被迫归隐。他的心中怎能不萦绕着难以解脱的痛苦呢？他过去的少年壮志怎能不以某种方式流露出来呢？作者以疑似的口吻问他是否能见到那些“阳狂垢污”的“异人”，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异人，当然会同类相求。所以，作者认定，方山子“岂山中之人哉”！作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受到时人注目的隐士，作者也用了不少篇幅去描写这位隐士的生活、思想和行为。然而，在苏轼心目中，传主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做到和光同尘。困难在于，这后一层意思并不能直接点出，而只能用暗示的方法在由侠到隐的过程中去进行表现，其效果应该是包孕深厚，耐人寻味。要想得心应手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于此，可以见出苏轼杰出的创造力。

苏轼对韩愈的道德文章一向非常钦佩。从艺术渊源上去考察，这篇传记显然受到了韩愈的《送董邵南序》一文的影响。韩文命意幽微，层次曲折，明为送行，实为劝阻。正如朱宗洛在《古文一隅》卷中所云：“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往，故‘合’一层易说，‘不合’一层难说。文语语作吞吐之笔，曰‘吾闻’，曰‘乌知’，曰‘聊以’，于放活处隐约其意，立言最妙。其末一段，忽作开宕，与‘不合’意初看若了不相涉，其实用借笔以提醒之，一曰‘为我’，再曰‘为我’，嘱董生正以止董生也。想其用笔之妙，真有烟云缭绕之胜。”过珙认为“唐文惟韩奇，此又为韩中之奇”（《古文评注》卷七），并非虚言。苏文与之相比，不仅在思想意蕴的表现上所运用的方法相同，而且在谋篇布局上也颇为相似。如两篇都是先从正面加以渲染，随着文意的展开，从字里行间，让人体会出意旨的转折。甚至连末段以富有包孕性的问句作结，都可以认为是受到了韩文的启发。

《方山子传》中表现出丰富复杂的心灵矛盾，是苏轼当时的处境使然。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8），苏轼被李定等人诬以诗文谤讪新法，下狱治罪，九死一生。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对一向胸怀大志，希望做出一番事业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此，他对方山子的“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的遭遇，别有感触。写方山子，实际上是自悲不遇。但他方以诗文被祸，不便直言，于是才隐约其辞，语多深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方山子传》是苏轼在黄州的心态的一种形象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