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诚咏白堂记

作者：【金】王若虚

有所慕于人者，必有所悦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艺之所长，与夫衣服仪度之如何，以想见其仿佛；甚者，至有易名变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趋向，自有合焉而不夺也。

吾友高君思诚，葺其所居之堂以为读书之所，择乐天[1]绝句之诗，列之壁间，而榜[2]以“咏白”。盖将日玩诸其目而讽诵诸其口也。

一日，见告曰：“吾平生深慕乐天之为人，而尤爱其诗，故以是云，何如？”

予曰：“人物和乐天，吾复何议？子能于是而存心，其嗜好趋向，亦岂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学之，而学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学，学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盖乐天之为人，冲和静退，达理而任命，不为荣喜，不为穷忧，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禄之计，求进甚急，而得丧之念，交战于胸中，是未可以乐天论也。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厌[3]乎人意，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子则雕镌粉饰，未免有侈心[4]而驰骋乎其外，是又未可以乐天论也。虽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归必在此。子以少年豪迈，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则其势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岁年而博以学，至于心平气定，尽天下之变，而返乎自得之场。则乐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复为子一观而评之。”

注释：

[1]乐天：唐诗人白居易（772—846）的字。[2]榜：题署。[3]厌：满足。[4]侈心：放纵夸饰之心。

赏析：

人们往往都难免有些趋名人癖，或仰慕其德行，或敬重其才学。见贤思齐，以德才高尚的人为榜样，自无可非议；但以此附庸风雅，拉大旗作虎皮，用“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与谫陋，就不免惹人耻笑了。

王若虚的这篇《高思诚咏白堂记》，列举了仰慕别人者的种种表现及其合理性，然而，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等而下之的安排：首先是人格品行，其次是技艺所长，再次是服饰仪度，复次是名姓之类。性情德行，自然是内美；技艺所长，能为社会作贡献；服饰仪度，也可看出其为人或淳朴或潇洒的风神；而为仰慕名人而改名更姓，则不免有点“爱屋及乌”了。

作者笔下的高思诚敬仰的是唐代的白居易（字乐天），他把自己的读书处修葺一新，题为“咏白”，也就是说他最爱讽诵研习的是白居易的诗。他说自己不仅爱白居易的诗，同时还深慕白居易的为人。很明显，他为自己的这种选择而得意。

对朋友之所为，王若虚却大不以为然，于是，结合对白居易和高思诚的认识，发表了一番切中肯綮、鞭辟入里的见解。

王若虚首先肯定了高思诚所选择的榜样是好的，同时指出了关键的一点，就是树立了榜样便要努力去学，学了还要像才行。这就指出了大多数有趋名人癖的人“挂羊头卖狗肉”的通病。接着，作者指出了高思诚与白居易的差异和差距。白乐天的为人，已经到了不为荣喜、不为穷忧而达理任命的境界，参透了人世的一切荣辱变故而归于自然自在；白居易的诗，与他的为人境界浑融不隔，坦白平易，以自然之笔写自然之趣，仿佛天成一般，绝不矫揉造作以刺激一般人的感官，讨好庸俗的趣味。而高思诚呢？其为人，十分注重得失，整日思虑着如何升官发财；其诗作雕镌粉饰，反映出其心境的紊乱，毫无自然任达的气派。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已经把问题说透了，不管是为人还是作诗，高思诚与白居易都相差得太远太远了，简直连白居易的皮毛都未学到。从作者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作者强调的是为人的自得、自在、自然，只有当一个人把握着自己，放旷通达，知天任命，不以物喜，不以己忧，才能无往而不得大自在，才能摒弃杂念而自然为人，才能抛却做作而自然为诗。

然而，文章并没有就此打住。年轻的高思诚并非不可造就之材，况且他正是“少年豪迈，如川之方增”，而且对德行诗篇超卓的先贤仰慕不已、有心效法呢！少年意气，本就有一种豪迈任放、不受拘羁的自然气派。作者指出，只要逐步增进才学，修养身心，悟透人世之变，就有希望达到更高的自然境界，有可能得白乐天为人做诗的真谛。

名人风范，自然可以为后人所崇仰，要达到同样的境地，却要修炼自身。如果只是于壁上悬挂着名人的诗句，只是服饰仪度与之仿佛，只是借名人的风采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则不仅会徒劳无获，更要贻笑大方了。

这篇文章的特点是坦诚直露，在关系到为人处世的重大问题上，作者没有丝毫的虚假客套。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高思诚的弊病，在说明问题、阐述观点时，也不“王顾左右而言他”，在“文”上兜圈子，而是既准又狠地猛攻高思诚的要害。就是在这样直白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憎恶虚伪、嘲讽做作、真心敬慕先贤的炽烈情感，也明显可领会到他真正关心年轻人的良苦用心。

王若虚自己说过：“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滹南遗老集·诗话》）又说：“文章唯求真而已”（《滹南遗老集·文辨》）。可见他十分注重诗文的“真”。这篇《高思诚咏白堂记》，可说是实践了他的理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