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祠堂记

作者：【宋】范仲淹

先生[1]，光武[2]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3]，乘六龙[4]，得圣人之时[5]，臣妾[6]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7]，归江湖，得圣人之清[8]，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9]。

在《蛊》之上九[10]，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11]，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12]，始构堂而奠焉。乃复[13]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注释：

[1]先生：此指严光，字子陵，东汉余姚人。少与光武帝同学，后为一代名士，光武即位，召至洛阳，欲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固辞不受，还归富春江垂钓隐居。其钓台故址在今浙江桐庐，景致极佳。[2]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全国爆发以绿林、赤眉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刘秀组织地方武装，先后剿灭各路义军、豪强，于公元25年称帝洛阳，建立东汉王朝。[3]《赤符》：即《赤伏符》。《后汉书·光武纪》载：公元25年，刘秀兵至鄗地，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前来进见，符中有谶文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以为是天降祥瑞，预示着他要当皇帝，遂登帝位。[4]乘六龙：《易·乾·彖》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乾卦六爻皆以龙为象，分别表示龙的六种升降变化，即：潜、见、惕、跃、飞、亢。这六种状态概括了世间万物的变化。“乘六龙”意为凭借龙的六种变化，驾驭天地万物。借此象征皇帝君临天下、统治万民之威仪。[5]得圣人之时：语本《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即孔子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当世圣人，这里借指汉光武帝奉天承运，即皇帝位。[6]臣妾：臣民。[7]动星象：《后汉书·逸民传》载：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客星指严光，御座指光武帝。古人以天象与人事相联系，严光以足压光武帝腹上，天上便显现出“客星犯御座”的星象，实为一种天人感应的附会之辞。[8]得圣人之清：语本《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这里指严光和古时的伯夷一样都是圣贤之人。[9]以礼下之：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待之以礼。指汉光武礼遇严光。[10]《蛊》之上九：《蛊》为《周易》中的卦名。蛊，坏极而有事也。“上九”指该卦的第六个爻。《蛊》卦之中，前五爻的爻辞均指清除祸害，整饬弊端，即“众方有为”之意；而第六爻的爻辞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指治蛊之事完毕之后，退居在野，洁身自守。[11]《屯》之初九：《屯》是《周易》中的卦名。屯，难也。“初九”指该卦的第一爻。此爻为阳爻，其位置居于下卦震体两个阴爻之下，卦象称：“上贵下贱”。初九阳爻本为乾阳尊贵之体，即文中所言“阳德方亨”，却能甘居下位，谦卑自处，如此则深得民众拥戴，因此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12]是邦：即睦州，治所在建德县，管辖今浙江省新安江、桐江流域。当时范仲淹被贬知睦州。[13]复：免除徭役。

赏析：

这是一篇缅怀严子陵高风亮节的短文。文中深刻蕴含着作者范仲淹对时世的感喟与怅惘，以及对当世君王的失望和企盼，难言之苦衷，耿介之情怀溢于言表。故虽通篇颂扬严先生，而实为感叹士人仕途坎坷的一篇鸣不平之作。

此文写于作者贬居睦州之时。史载他每次外贬，同僚都要为他饯行，第一次称他“此行极光”，第二次称他“此行愈光”，第三次称他“此行尤光”。可见他的被贬，实际上恰好是他心忧天下的写照。睦州人杰地灵，既有新安江这样的奇美山水，又有严子陵这样的高义之士，身为知州的范仲淹由严子陵而联想到自己，由汉光武而联想到当世之时弊，于是当他“来守是邦”，即着手“构堂而奠”，精心巧构出一篇礼赞之文，表达他对于严先生的仰慕之情，以及对于盛世的向往之心。后人读之，不只要对严先生肃然起敬，而且会从字里行间想见范仲淹那壮心不已的志士情怀。

全篇以先生名篇，文中却不单言先生一人，而以光武与之相对应来写；不只是一味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注意在遣词为文中，处处体现严子陵的高洁之风。文章一开始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龙”，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入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诚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中所言：一俟“鸣驺入谷，鹤书赴陇”，这些人就会撕下隐士的面纱，现出一副“形驰魄散，志变神动”的丑态，招致山林笑骂，“列壑争讥”。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极言光武，意在盛赞严光，“说得光武大，愈显先生高”（金圣叹语），是范仲淹作文的妙处所在。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后汉书·逸民传》），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又何尝不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龙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怎不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啊！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入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干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作者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两两相形，竟作一篇对偶文字，至末乃归到先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对于这一点，后来捧读此文者颇多心领神会之人。比如有个人称萧公的人过祠下，“因慨然曰：‘先生此祠，乃名教之首，何可令其颓圮若是？’”（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一）可见先生之风固然有如“山高水长”，值得大加称颂，而政治之清明，君主之德政，名教之建立，又岂非众望所归，而需大书特书的呢？

范仲淹为文雅洁，语言流畅，结构谨严，后人评他的文章“字少意多，义简理详”（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六）。本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被人盛赞为“直追秦汉”之作。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世传范仲淹初作此文之时，“先生之风”本作“先生之德”，后李泰伯建议以“风”代“德”，他听罢欣然改之，果然全篇为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古今仁者，心意相通。范仲淹能从严光之隐，悟出世道清明的重要，又能在身遭贬谪之际，“不以己悲”，而能“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严先生若有知，也当惊知己于千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