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是每个人必然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就好像读书时的必修课，想要毕业，至少要拿到六十分，显而易见的是，安奕鸣、安逸、杨乐然，全都不及格，即便他们四个要么冷静理智、要么见惯生生死死，甚至杨乐然还在近期失去了至亲，可他们真的从来没有离死亡那么近过，也从来没有眼睁睁的看着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甚至安奕鸣好几天都会想到那个跳出车窗的人的脸，他朝着自己的方向看了一眼，脸上挂着似有似无的微笑。

杨乐然和安逸两位女士更是整个晚上都睡不好觉，杨乐然性子软，总会过分想象死亡背后的事，她想到安奕鸣险些就坐上那辆大巴车，想到如果不是安奕鸣猛踩刹车追尾撞出火星的可能就是他们。很多事，尤其是交通事故，事后去分析到底怎么避险才是正确的选择该有多么的苍白无力，安奕鸣猛踩刹车的做法是错的，却避开了危险，那辆吉普车司机恰恰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却带来了最坏的结果，如此想着，好几天都是郁郁的。

安逸表面上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而事实上她已经好几个晚上睡不好觉了，也不知道因为是不是写作者的通病，每句话在她这里都被自然而然换算成影像，白天还能靠理智压着，到了晚上就成了噩梦，要么是爬上好高好高的山，以为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却看到尸体堆积成山；要么是好不容易摆脱了地球引力可以飞起来，可以轻松自在地飞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看到的却全是累累白骨。

四个人中的三个都是精神萎靡，只能在当地留宿一宿，剩下的旅程，也就只能靠丁开，这位目前精神最是饱满的人来开车，安奕鸣第一次庆幸自己的准姐夫是个医生。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丁开一如既往浑身上下都透着清爽的味道，和窗外的阳光很是般配，反观其他三个人，安奕鸣头发像是乱草，硬硬地支棱着，杨乐然也和他睡成了同样的情侣头，安逸应该是被丁开强行叫了起来，却只是简单洗漱过，一副没睡饱的样子，一边用筷子扒拉着盘子里的西蓝花，一边不停地打着哈欠，一个接着哈欠，也不知道是不是哈欠会传染，原本并不困的杨乐然也跟着开始打起了哈欠。

“我说两位大小姐，明天就开庭了。”安奕鸣把鸡蛋塞进嘴里，口齿不清地说：“能不能给我点精神上的支持。”

杨乐然伸手拍了拍安奕鸣的肩，这是她眼下能做的唯一的支持。

安逸倒是打了个更大的哈欠，大到恨不得能看到扁桃体，丁开凑过去似模似样的瞥了一眼，“嗯，没有红肿，没有发炎。”

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没逗笑安逸，相反的惹得她翻了大白眼，又打了个打哈欠，才说：“精神？我还想找别人要点呢，哪儿来的支持给你？”

安奕鸣也打了个哈欠，揉着眼睛说：“姐，我有点害怕。”

“怕个头，你不敢开车，就我来开。”安逸刚开始以为安奕鸣对开车这件事产生了阴影，转念一想才明白他说的是案子，心里泛起一丝感动，她的这个弟弟，从小就桀骜不逊。且很是有些大男子主义，他入行后就走得很顺，所以这么不自信，还不是因为原告是自己吗？安逸伸手摸了摸弟弟的大脑袋，又拍了拍，原本是姐弟间的亲密，却无端生出了拍西瓜的既视感，安奕鸣厌恶至极，伸手推开安逸的手，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安逸推开盘子，咳嗽一声才说：“别对我特别对待，案子有输有赢，我看得开，再说……”丁开接过安逸说了一半的话头，“再说，还有我呢。”

安逸切了一声，是对自己的男朋友，话却是对安奕鸣说的，“再说呢，我在这一行待得时间不算短了，我知道抄袭几乎是每个码字者都会遭遇的不幸，大家也都习惯甚至是都接受了，谁的文章不被抄，谁又不抄别人呢？”

杨乐然在一旁悄声补充着，“习以为常比抄袭本身更可怕。”

安逸笑着点头感谢，接着说：“我比很多码字的都幸运，我能出书，能靠文字养活自己，遭遇抄袭还可以不计成本地跟他们斗到底，不是因为我足够勇敢，是因为我有个做律师的弟弟。”

这话有些煽情。

安奕鸣恨不得把眼睛翻到脑门子上，“所以输了也不要紧？”

“当然不要紧，打官司又不是为了钱。”安逸确实不是为了钱，起诉标的才不过一百万而已，这对侵权获益方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她所以起诉更多的是为了一个说法——一个不让自己对行业失望，也不让粉丝对她失望的说法，这笔钱她要来也不是给自己的，而是想成立一个基金，给那些遭遇抄袭却无力维权的作者们，当然她也可以要更多的钱，可一则标的额越高诉讼费就越高，二则安奕鸣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证据，鸡贼的称号安逸可不是白得的， “不过，你不能收我代理费，一分钱都不能收。”

安奕鸣怎么可能收自己姐姐代理费呢？代理这起案子，压力是前所未有的，那些想让他放弃的人，用杨乐然、衡鑫所、职业未来等等他最关心的人或事来裹挟，试图让他承受不住压力而放弃，可那些人实在是太小看他安奕鸣了，他是最能打的小混混，对手越是高大威猛，他越是战斗力爆棚。他不为钱，不为名，只为义，为安逸敢拿个人未来去搏行业未来的勇气，也为那些大老远跑来海城帮安逸整理资料的粉丝们，还为了在网上为安逸摇旗呐喊的作者们，更为了不畏威胁、恐吓、指责，仍愿意作为专家证人站在法庭上的学者们。当一起案件得到这些支持，案件本身的胜诉或是败诉真的已经不重要了。

正如，发生在1975 年的科恩诉博时和洛姆公司性骚扰第一案、2008年的“素媛案”、2014年的“呼格吉勒图案”等等，案件本身的重要性远不及勇气与坚持的意义。

那么，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安奕鸣靠在座椅靠背上睡着之前，他叮嘱自己的是，明天早上起来把西装和衬衣再熨烫一次，要精精神神地站在法庭上，听法官说那句，现在宣布开庭。

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