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觉睡得实在天昏地暗，不知道是因为累了还是睡在自家床上踏实，直到老妈第三回来敲门，我才醒过来，回了我妈一声，她推开房门轻声地问我，早餐吃点什么，我帮你做去。

我妈欢天喜地却又小心翼翼地样子，让我鼻子有点发酸，我说本想说不用做了，但是老妈期待的眼神让我把那几个字咽了下去，我问：“家里有粉干吗？好久没吃你抄的粉干了，有点惦记。”

“有有有，你要吃就好，等着啊，我这就去做。”老妈像获得了奖状一般开心的下楼去了，我看见她下楼时，手扶着楼底扶手，脚移动的很慢，背佝偻的很厉害，这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像小了一圈，什么时候我妈个子这么变得这么小了，我都没留意到。

我摸出手机打开，若楠回了我一条消息，很短：“好的，你安心处理，这边一切都好。”我把这条消息读了几遍，就像小时候看信纸一样，翻来覆去的读上几遍后还要看看背面有没写的什么。

事实是内容简单明了，字面意思，一切都好，我拨了她的手机，但是没打出去，我想到了这个时间点正是店里抢货的高峰期，她应该很忙，我退回手机界面，开始洗漱。

老妈的粉干还没炒好，奶奶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昨晚人多事多，完事后本想去看看她，老妈说她已近睡着了，就不要打扰她，老人睡眠不好，叫醒后会一夜都睡不着。

奶奶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院子里同一个地方晒太阳，我们家的房子不大，院子很大，毕竟爷爷辈时，我们家是整个村里唯一的大户人家，田被分了，地被占了，还好老屋基留着，到了爸爸这一辈，老房子塌了，爸爸重建时一群儿女七八张嘴等着要饭吃，哪有多少余钱可以用来建房啊，能吃饱就不错了，以至于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比原来的老房缩小了一半，地基看起来就更加空旷了。

后来几个姐姐陆陆续续的出嫁了，我这个不孝子又整天不归家，我儿子一半时间在他妈妈家，即使回来看看，大多数也是在大姐家里，我当时赶走二妞，老妈拼了命的把孩子留下，可是谁能管呢，最后到了上学的时候，还是二妞接了过去，二妞说：“妈，孙子还是你的，放假的时候回来。”她一直都没改口，虽然一直也没有名分。

家里面常年也只有妈妈跟奶奶居住，姐姐们不放心，商量着要她们去那一个姐姐家里居住，两个人一口就否决了，“我们有儿子有孙子的，怎么可能住到女儿家去，说起来丢人。”

尽管她们的儿子或孙子从未管过她们，两个人如同一块古老的磐石一样，顽固的守在老房子里，等待着我归偶尔归来的一天。

上一世奶奶作为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离世的那一天，走的时候却凄凉的很，因为几个亲戚家的钱财差不多都被我消耗光了，葬礼只能简简单单的草草了事。

她的葬礼上，还有两个赌友去要过赌债，被穿着麻布孝衣的大姐夫用起水棍赶追了半里地打，他暴跳如雷，对着两人破口大骂：“你个不成器的东西，你个讨债鬼，你还是不是人啊。”两个赌友被骂的而莫名其妙，只有我知道，大姐夫骂的是我，当时，奶奶的葬礼我都不敢参加，我在一间廉价的，隐蔽的小招待所里躲债。

我甚至不敢想象上一世我离开后我妈是怎么度过她的余生，她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到姐姐家里去的，大抵应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藏在这座灰不溜究的老房子里，每天幻想着儿子回来的情形熬过她自己最后的时光吧。

我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一定要给老妈一个幸福的晚年，奶奶一个隆重的葬礼。

老院子被妈妈打理的不错，她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侍弄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我们家的房子虽然几经风雨，更新换代，院子的大门却还是爷爷在世时修建的，那时候正是爷爷家产最鼎盛的时候，他让家里的长工全部放下手里的农活，花了一个月时间，按自己设想的模样修成了村里当时最豪横的围墙大门。

一长排青石围墙砌了足有两米高，大门门头上扳了鳌头，让周边邻居家的篱笆围墙显得无比的娇弱，一眼就能看出主人的家底的巨大差异。朱红色的大门的油漆早已掉光了，两个布满铜锈的门环时不时在推开门时会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像是门铃，提醒着院子里面的人有人来访。

推开门的左边，就是爷爷在世时种的棵枣树，这颗树从我记事起上面就一直挂满了枣子，它的果实是我小时候的零食，也是我用来攻击村子里的小伙伴的武器。我的小侄子和阿忠两个像两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身后，看谁不顺眼，我就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弹珠一样的青枣，那颗青枣也总能准确无误的打在那个倒霉蛋的额头或者脸颊上。

枣树下有一个废弃的庞大的磨盘，妈妈经常把它擦的干干净净，磨盘旁边摆放一把竹椅，这就是奶奶的专坐。奶奶除了下雨天，常年坐在那张竹椅上，春天穿着蓝布青袄坐在那里，冬天穿着件大棉袄抱着一个小火炉坐在那里。

磨盘上经常放着一壶凉茶，一小碟零食，一只小巧的上海牌131型7灯四波段四喇叭收音机里里播放着她爱听的戏曲，她眼睛微闭，斜靠的竹椅上，听着戏曲，等待着门环发出撞击声。

然而这个撞击声很少，只有在周末时，她的那几个孙女会按时送来一些生活必需物资之外，就再也没人来拜访了。

我想，奶奶走后，坐在这个位置上等待的，就会是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