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文龙不服气了：“江主任，你说这个就不对了。农村难道不讲法律了吗？”

“文龙，说话不能这么偏激。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跷跷板思维要改一改了。我刚刚说过，在农村，一定要坚持以德治村与依法治村相结合。现阶段，依法治村，主要是靠公检法和乡镇政府。以德治村，主要是靠支书、靠村长，靠村民自治，靠几千年以来形成的道德传统来影响和规范村民的行为。”

“如果在农村不讲道德重建，只讲法制建设，我们的乡村将成为冷冰冰、硬梆梆、没有人情味儿的城市社区！”

“你说到农村普法，以为农民都是法盲？扯蛋！”

“来，我就问你，法盲如何界定？”

“一个村民知道杀人偿命，算不算法盲？”

“一个领导不了解《海商法》《对外贸易法》《企业破产法》《商标法》《药品管理法》，算不算法盲？”

“你说农村到处是法盲，莫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国家法律法规共1109部，现行有效的法律有243部。我问你，你一生当中能用上的法律有几部？”

“到农村普法，你认为要普什么法？”

尤文龙一下子噎住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搞普法教育，在他的脑子里绝对是政治正确，但在江寒这里却被颠覆了。

“法律具有滞后性，只有出现了什么问题，它才出台，但出台的过程十分漫长。”

“道德具有先导性，它往往是根据可能发生的问题，由文化程度较高、在乡村影响力大的族长来制定，最后以乡规民约的形式来体现。”

“因此，在乡村搞好道德建设，能够预防很多问题的发生，能够保持乡村的正常秩序。”

“虽说我们有不少文章、小说和电影，都说过去的农村是吃人的社会，封建礼教束缚了妇女等等。这个一定要历史地看，不能拿现代文明的标准去套古代的乡村。其实在古时，封建礼教不仅在农村，在城市更甚。”

“难道你没有发现，现在的农村不再像以前那么纯朴了？村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么纯粹了？”

“因为我们丢掉了乡村自治，用上了西方社会的法律整治！”

“改革开放后，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分国情，生搬硬套地学习西方的治理模式和民主形式！”

“乡村是道德与法制的双重社会，是民主与集中的典型社会，这是东方文明的重要特征！邓公提出中国特色，什么是特色？就乡村来讲，我们与西方的差别很大，我们是农耕国家，是以家为单位的、以道德为底线的家族式、乡贤式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不是没有法律，反而极其严格，要受到道德与良知的责罚。”

“我们的乡村治理模式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这个牛背上的民族走了足足九千年依然生机勃勃，世界上还能找到第二个吗？”

“辛亥革命之后，我们渐渐失去了自己民族的优势，终结了曾经辉煌的东方文明，一个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无可奈何地步入了第三世界。”

“但这个，不是我们乡村治理模式的失败，而是我们科学与技术的落后。”

“我们要步入发达国家，当然也要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我看，中央已经找到了，那就是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一个好的治理模式，必然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是灵魂与躯体的结合。传统是灵魂，农耕是精神，现代科技是手段和方法，这一点不能犯方向性的错误。”

“今天发达国家都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国家，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瑞典、新加坡，哪一个失去了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皇帝、女王、天皇等等，民族与国家，传统与现代共生共存，这才是一个有民族性格、适合自己土壤的模式。这些国家的乡村越来越好，有些还成为接待国外元首的外交场所。”

“但是我们现在把乡村与城市放到一块来抓，试图用管理城市的办法来管理农村，这就是一种极为错误的做法。”

“熟人社会产生道德，陌生社会产生法制。”

“道德是乡村自治的灵魂，法制是城市管理的基础。”

“自治的特点是慢而舒适，法治或他治的特点是快而紧张。”

“几千年来，我们的城与乡的差别一直存在。乡村是小农经济，城市是规模经济；乡村自给自足，城市竞争创新；乡村生活就是产业，城市生产远离生活；乡村生产就是生态，城市污染源于生产；乡村是慢生活，城市是快发展，城乡之间的这种差异，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征。”

“城与乡的治理有不同的标准，两种标准没有对与错，而是城市与乡村的生活与生产形式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标准。”

“乡村建设，重要的是找对方向。方向错了，速度越快，用劲越多，乡村振兴的危险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