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潜善见高宗为难，于是便出列，将昨日之言说将出来，力劝李纲，李纲只是坚持。

高宗皇帝无奈，只得唤出吕好问，问道：“卿之前在围城中知其故，以为张邦昌何如？”

吕好问见高宗皇帝意图偏袒张邦昌，于是附和黄潜善之言道：“张邦昌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

李纲听后泪流满面，跪倒在地拜道：“张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故臣不可与其同列，若遇见他，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张邦昌，罢免臣便是。”

高宗皇帝听得此言，心中颇为感动，此时汪伯彦也说道：“李纲气直，臣等所不能及，还请陛下三思。”高宗皇帝沉思良久，最后下诏谪贬张邦昌于谭州，又将一众伪臣皆迁谪不等。

事毕，高宗皇帝对李纲说道：“卿昨争张邦昌事，内侍辈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李纲于是拜谢而出，随后圣旨颁下，又令李纲兼充御营使。

这一日李纲入朝，奏道：“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然而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群臣辑睦于下，庶几靖康之弊革，而中兴可图。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夫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候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所谓规模也。至于所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坐受金人之困。虽怀忠义之心，援兵不至，危迫无告，必且愤怨朝廷，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论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高宗赞许其言，问谁可任者，李纲荐张所、傅亮。于是高宗皇帝下诏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

而此时宗泽也来到应天府，入见高宗皇帝，君臣二人见面，喜极而泣，对坐述说兴复大计，并唤李纲前来。

宗泽与李纲自东京一别，数年未见，二人相对而坐以论国事，说到动情处，宗泽慷慨流涕，李纲也耸然动容。高宗皇帝欲留宗泽在御前，但被黄潜善等奸臣所阻，言其不尊元帅府军令，擅自追击金军，以致损兵折将。高宗无奈，只得加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

所幸如今开封府尹缺职，李纲便上书高宗皇帝，言东京留守非宗泽不可，说道：“京师乃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固，不得忠义之士加意抚绥，非独外忧，且有内变。遍观朝中，非宗泽不可胜任！”高宗皇帝深以为然，于是命宗泽转任为延康殿学士、开封府尹、东京留守。

大事已定，又因金人两至都城，高宗皇帝只怕金人又来，汴京不可守，于是不想回返汴京，下手诏曰：“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

李纲听闻高宗皇帝要去东南避敌，便极力劝阻道：“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江宁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夫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暂议驻晔，乃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尝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失大信于天下！”

高宗皇帝听之，乃收还手诏，许幸南阳拟于秋末冬初启行。

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仍力主高宗皇帝东南巡幸，其亲信上书道：“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瞧阳封域不广，而又逼近河朔，敌易以至。南阳密迩中原，虽易以号召四方，但今日陈、唐诸郡，新于乱，千乘万骑，何所取给！夫骑兵，金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财力富盛，足以待敌。唯江宁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为东南要会。伏唯观察时变，从权虑远，趣下严诏，夙期东幸，别命忠勇大臣总领六师，留守京邑；又行清野于河北、山东诸道，候军声国势少振，然后驾还中都，则天下定矣。”

高宗皇帝听后，深以为然，于是决定巡幸江宁，李纲数次上奏，皆被驳回。

此时有人劝李纲道：“公决于进退之义得矣，而今对官家谗言者不止，将有不测之祸，该当如何？”

李纲正色说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只知事君之道，却不知顾全自己进退之节。患祸非我顾虑之事，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

此时张浚为御史，上书弹劾李纲虽负才气、有时望，然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不可居相位；又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事之大小，随意必行，买马之扰，招军之暴，劝纳之虐，优立赏格，公吏为奸，擅易诏令，窃庇姻亲等十数事。

高宗皇帝又听黄潜善之言，拟旨责李纲以“狂诞刚愎，谋谟弗效，既请括郡县之私马，又将竭东南之民财。以喜怒自分其贤愚，致赏罚弗当于功罪。出令允符于清议，屡抗执以邀留；用刑有拂于群情，必力祈于亲札，以至帖改已画之旨，巧蔽外姻之奸。兹遣防秋，实为渡河之扰，预颁告命，厚赐缗钱，赏逾百万之多，仅达京师而止，每敦促其速进，辄沮抑而不行，设心谓河，专制若此！”于是贬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可怜李纲一代忠臣，前有拱卫京师之功，后有治政之劳，却不能在任上大展拳脚，最终为奸人所嫉，无奈而退，在相位只得七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