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主李煜】

李煜即位之后，急需稳固其统治地位，确立以李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权力体系，且看李煜的政治三板斧：

“还都葬父正法统”

李璟仓促迁都洪州，三个月后病亡，临死时告诫李煜，务必就地薄葬，否则就非忠臣孝子。然而李煜即位后，却违背李璟遗愿，将其棺椁迎回昇州，葬在爷爷徐知诰的陵旁。

昇州是南唐的首善之区，李璟商议迁都的时候，满朝文武几乎是一致反对，只有唐镐极力赞成，如果继续把中央行政机构留在洪州，那么李煜将失去文武百官的拥护，这是李煜不能冒的政治风险。

同时，将李璟葬在徐知诰身边，也是向世人传递一个信号：哥是南唐的合法继承者，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合法产物。

“奉宋正朔”

李煜即位后，第一时间向大宋遣使告哀，汇报国内的变故，并表示尊奉正朔等一切皆如旧制，同时要求给先父追赠帝号。赵匡胤回诏书抚慰，在诏书中，赵匡胤“降诏不名”，以示优渥。

大宋应李煜的要求，追赠了李璟帝号。获得大宋的认可和支持，李煜悬着的心就踏实了下来。

此前，李璟虽然削去了帝号，但一切规章制度皆如王礼。李煜即位后，每当接待宋朝使节，都要换穿紫袍，以示对天朝上国的恭顺，等使者走了之后，再恢复如初；昇州宫殿上面使用了鸱吻当装饰物，这也是天子专属饰品，每当迎接宋使，李煜先将它摘下，送走宋使后再安上。关门皇帝。

在贡献方面，更要体现出恭顺的态度：

961年7月，李煜遣使如宋告哀告即位，贡金器两千两、银器两万两、纱罗绘彩三万匹；9月，宋朝派人来昇州吊唁，给随了三千匹绢作为份子。

次年（962），南唐于3月、6月、11月三次遣使如宋进贡。

除了逢年过节要进贡，天朝上国凡有大事，如红白喜事、开疆拓土、建造宫殿……都要进贡，表示祝贺。

回鹘、女真、高丽等番邦也向中原进贡，但他们的进贡是有利可图的；南唐的这种进贡，是实实在在的进贡，动辄成千上万两的真金白银，还要给高级官员额外行贿，而大宋的回礼就君子之交淡如水了，显得是那么朴实无华、礼轻情意重。

孙子，就要有个孙子的样子。

“金融改革”

李璟晚年推行量化宽松政策，铸大钱、铸铁钱，增发货币，只半年就宣告废止。李煜接班之后，颓废的国民经济依然没能恢复，大把大把地往宋朝撒币的行为给千疮百孔的南唐经济雪上加霜，李煜不得不重启印钞机，重拾量化宽松政策。

相比于李璟的双管齐下，李煜相对保守，只走了铸铁钱这一条路，其倡导者仍是韩熙载。

之前，李璟铸造了“唐国通宝”铜钱，“唐国通宝”在钱币收藏圈里颇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是最早的“对钱”，即有真书和篆书配对铸造，比较有意思。

起初，官方铸造的标准是每一千枚用铜三斤十二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出现大量“假钞”，即所谓的民间私铸、盗铸，采取偷工减料的方式赚取差价，到了后期，每一千枚钱仅重一斤左右，缩水三分之一！这种私铸钱轻薄到什么程度呢？史籍记载，可以漂在水上……

南唐面临的经济困境（慎用“经济危机”一词）与当今很多国家如出一辙，是产能不足或产业空心化而导致的供需失衡。但是很多专家、公知都别有用心地将其包装为“钱荒”，引导舆论，继而干扰国家大针方针，推销量化宽松这杯毒奶，本末倒置。

举个例子：

外地游客张三来到某陷入经济困境的村庄A，花100文铜钱住店，旅店老板拿着100文铜钱买了肉，肉铺老板拿着100文铜钱买了衣服，裁缝店老板又买了100文的布料，布店老板归还了赊欠旅店老板的住宿费。这时候张三临时有事，于是退房，从旅店老板这里拿回100文铜钱离开了村庄A。

在这个例子中，100文铜钱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张三手中，整个村庄A的市场却得到了充分调动，经济得以盘活。

于是，有人就悟出一个道理，认为增发货币是解决一切经济困境的制胜法宝。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村庄A的经济之所以得以复苏，仅仅是因市场上缺乏足够多的流通货币，所以张三给村庄A注入了流动性之后，所谓经济困境自然迎刃而解。

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张三来到村庄B，旅店老板表示房屋年久失修破损严重，无法提供住宿，肉铺老板因养殖场停产而没有肉，裁缝店老板表示因没有布料而不能制作衣服，布店老板表示因没有纺织作坊而没有布料……尽管张三主动加价，要以200文、300文铜钱住店也无济于事，最后只能摇头叹气离开村庄B。

其实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恰恰是村庄B。他们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商品贸易中最根本的因素——商品。这里的“商品”既包含农产品、工业产品，也包含各种服务。要想改变这种困境，应该从劝课农桑、鼓励耕织等方面入手，也就是恢复生产力、提高产能、产业升级，而不是一味地开足马力印钞票，否则将会陷入恶性通胀的循环中，老百姓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却什么也买不到，一个面包动辄50万，连美术落榜生都坐不住了……

太平盛世中，皇帝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人民安居乐业，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商品充足，市场活跃，于是逐渐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村庄A，大家有充足的商品和服务，却缺乏足够多的流通货币，这才是“钱荒”。汉朝、唐朝都面临过这种问题，这种情况下，通过简单的增发货币，是可以完美解决的。

在古代，增发货币的通常做法就是铸大钱、铸铁钱等，而另一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本书前面提到过的“短陌钱”，以80枚、70枚充当100枚，凭空创造出一些不存在的货币，用天然杠杆给市场注入流动性。

同症不同源，同症不同治。找出问题的本质，才能对症下药。南唐的问题是村庄B的问题。铸大钱只能是头痛医脚，卵用不管。

李煜当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本，在增发货币的同时也颁布一系列较为有效的措施，比如废除“屯田使”、“率分”。

屯田，汉末的曹操就曾使用过，李璟时期也大力推广，即招抚流民、戍边军人、商人等开垦荒田。屯田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它不是万金油，也有局限性。

在兵荒马乱时，农民背井离乡躲避战乱，大量农田荒置，出现了农田无人耕种、而流民却无田可耕的矛盾局面；大量的军人驻守边疆，不仅占用了大量劳动力，还要再消耗大量粮饷。在这种情况下，屯田制度可以将以上问题完美解决，使耕者有其田，而官府也能减轻军费开支。

但是在和平稳定时期，农民都回归到家乡，耕种自家的农田，边防驻军也得以解甲归田，屯田制度失去了一切优势，而在政策红利的刺激之下，其弊端却日益凸显。

首先，屯田制度需要有一套官僚体系来维护，各地均有“屯田使”，下设各级官吏，其管理成本身就是朝廷的一大笔支出；

其次，屯田的税赋与正常地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这本是朝廷为了鼓励屯田而进行的政策扶持。屯田使们则将其用来套利，即将普通的农田强行划为屯田，从中赚取税赋的差价。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屯田使们明目张胆地霸占农田，甚至人为制造灾害（如开闸放水），恶意制造灾区，把农民变成流民，再强行征收其农田充公……

当初在南唐推行屯田制的，正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四凶五鬼”集团。毫无疑问，南唐的屯田制成为贪官污吏剥削百姓、鱼肉乡民的合法工具，不仅减少了朝廷税收，还严重破坏了国民生产。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李煜登基当月，就宣布废除各路屯田使。

所谓的“率分”跟我们熟知的“雀鼠耗”相类似，南唐当时的“率分”是10%，即地方官吏仅向朝廷上缴规定税赋的90%。

在宣布废除屯田使的同时，“率分”也被一并废除。

得益于“四凶五鬼”集团的倾覆，李煜的这项经济改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随后，李煜又进行了一项重要经济改革——井田法改革，但是这一改革却很快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