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会扩散的。

除非主政者是一个全面掌控一切的人工智能电脑，可以同一时间指挥所有的官员打手或者武装力量，不然的话，必然分权。

人类的社会行为有一种模仿等级。中层模仿上层，底层模仿中层。这样，在上流社会流行的一些时尚，经过一段时间会“涓滴”到下层。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许多下层的时尚，也会向上涌动。比如足球本是下层社会的运动，现在也席卷了上流社会。这种现象最经常地发生在下层的政治和文化权力不断增长的社会。

而且，以人性的劣根性，总是会犯下前人犯过，有人无数次提醒你不要犯下的错误的。

人嘛。

“钱管事，这是昨天我去街上采购的入夏后，府上几百仆人们要用的纱窗和各种器具，一共花了三十个瓷币，哦，这里是最近比较时新的炸鸡，据说是某位侯爷府上的秘方啊。”

“嗯，孝顺，好，几个猴崽子，滚吧。”

“张副主管，我是小钱啊。”

“哦，小钱管事，有什么事。”

“今天采购的纱窗等物，已经入库，这是清单，一共花了五十个瓷币，您过过目。”

“这有什么，你管事就好。”

“这是一份儿最近街上新出现的炸鸡，据说乃是宫里出来的……”

“哦，有意思。”

张总管吃了炸鸡，得意起来，找到了账房：“嗯，这里入一百个瓷币的账目，再交代下去，每天采购一只新出炉的炸鸡，记在老爷书房的账上。”

身为上位者的悲哀在于，你无法去真的观测写给你的资料是否属实。

一个鸡蛋是一文钱一个还是一百两白银一个，你不知道，但是账单上是这么写的。

远在远方的一个叫岳飞的臭丘八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看报告你也不知道，这取决于给你报告的人的文字。

不信的话，谁能在不去数的情况下，记得自己兜里有多少钱，多少张大小？

这就是人类的记忆缺陷。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认为控制社会舆论，就可以占据政治主动权的人，通常都会信奉戈培尔的一句话，谎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不论他们是否知道这句话。所以他们都会极尽美化自己、丑化对手之能事。在这种背景下，王朝末世官场上，遂开始出现两类官员：一类是忧国忧民的、为国为民，就是不为自己的东林党；一类是为了升官发财，不管国家兴亡百姓死活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

这本身就让人觉得，这段历史有些像童话故事。更神奇的还在于，不论哪类官员得势，帝国无贪不官，无官不贪的事实也从未改变过。不论哪类官员得势，帝国军事、政治、经济全面恶化的事实，也从未得到过改善。

这本身证明，所谓东林党如何之何，所谓邪党、阉党如何如之何，只是政治宣传的产物。东林党之所以会成为正义的化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因为他们宣传的东西，与满清的政治宣传合拍了。总而言之，帝国曾出现众多代表国家、百姓利益的正义之士，但是因为大明皇帝昏庸、残暴、邪恶，所以这些正义之士的愿望落空了。

问题是，如果大明皇帝真的昏庸、残暴、邪恶，东林党靠什么存在呢？魏忠贤一声令下，能让东林党销声匿迹，万历皇帝肯定也有这种能力。更主要的是，无论天启皇帝，还是崇祯皇帝，都曾重用过东林党，也让帝国政府出现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

结果呢？就是草驴换了一个叫驴。

人们自然会发现，只要是政治集团、政治人物，谁也不会是正义的化身，谁也不会是邪恶的化身。因为让他们自己去说，他们都是代表正义的，与他们作对的人代表邪恶；让他们的敌人去说，一切就会反过来。

总而言之，在大家的笔下，都是自己代表正义、对方代表邪恶。

东林党、邪党（或阉党）之争，如果资料足够丰富，其实也是如此的。从这层意义上，在分析明末历史时，我们应该把东林党、邪党（阉党），置于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如果一开始就认为东林党是正义的，邪党（阉党）是邪恶的，那我们永远也无法看清这段历史的真相。所谓东林党为国为民、忧国忧民，无非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肆意非议帝国皇帝、政府。问题是，如果非议政府、皇帝，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危险，相反还有显而易见的利益，那一个人、一个利益集团，肆意非议政府、皇帝，有什么了不起的？东林党肆意非议政府、皇帝，结果呢？东林党的普遍成员，不断混入官场，并且官职一再上升。

东林党因此承受的风险，有多大呢？其实是非常小的，至少帝国政府很少因此打击他们。也许有人会说，东林党为了与阉党相争，让阉党杀了好多人。问题是，东林党在和阉党的斗争中，死于非命的人，说来说去，也就十来个人。而阉党在党争中，死于非命的人，却有二十多个人。从这层意义上，当阉党比当东林党更危险。也许有人会说，加入阉党，意味着可以迅速升官。问题是，加入东林党，也意味着可以迅速升官呀。因为许多东林党人，也是动则连升三级，一步登天。东林党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拿到现在来说，就相当于一个利益集团，控制了一家大型媒体，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力，谁也不能低估。

东林党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舆论，自然会有许多官员，想和东林党合作。一切是显然的，某个官员愿意满足东林党的利益（提携东林党成员当官，或是给东林党造势），东林党就会把他包装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之士。当然了，与此同时，还可以无限丑化他的政治对手。最初，比较有远见的官员（凤阳巡抚、漕运总督李三才），最先发现了东林党的这种价值，于是就开始和东林党合作。当然了，东林党自然开始为李三才大造舆论。总而言之，李三才廉洁、能干，是帝国的栋梁之材，应该到帝国中央政府主持工作。

如果东林党说，顾宪成之类的人廉洁云云，他们的政敌也许懒得去反驳。因为顾宪成之类的人，一直待在清水衙门，就算有贪腐行为，肯定也比普遍官员轻微。问题是，李三才作为一个巡抚，而且还主管漕运那种肥缺，如果说他能保持廉洁，那就好比说母猪也会上树一样。在这种背景下，东林党的反对者，就揪住这件事不放手。总而言之，大家一块证明，李三才是一个大贪官。更间接证明，东林党就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团体。虽然东林党赌咒发誓，李三才就是一个大清官。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表明，李三才就是一个大贪官。李三才是不是贪官的争论，最后惊动了皇帝。于是皇帝就派人介入调查。结论呢？李三才就是个贪官。这一折腾，李三才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关键是，史书盖棺定论，也说李三才不是清官。

当然了，许多人依然愿意相信，李三才不是大贪官，因为魏忠贤一伙拼命攻击的人，怎么可能是大贪官吗？关键是老一辈东林大佬，都一致标榜人，怎么可能是大贪官吗？[注]：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问题是，李三才并不是在东林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更主要的是，李三才成长于明末腐败的官场上，还一路爬上凤阳巡抚、漕运总督的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说他两袖清风，谁信呢？从李三才的事件，我们大约可以看出来，东林党运作的基础是什么。总而言之，东林党控制了社会舆论，许多官员希望利用这种社会舆论，于是就相互勾结、利用。最后呢？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都被美化了；不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都被丑化了。最后官场被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和东林党合作的清官，另一类是不和东林党合作的贪官。如果东林党从未掌握过权力，东林党那套蛊惑人心的言论，自然可以骗过涉世未深的小皇帝。问题是，东林党掌握过权力，而且掌握的权力非常大。

结果呢？帝国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相反因为他们的介入，变得越来越乱。事实上，天启重用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当然了，后来崇祯重用太监，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这就好像，你开了一家公司。有几个人，跟你吹得天花乱坠，总而言之，你重用他们，就能如何如之何。问题是，你重用他们之后，公司业绩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越来越差。他们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总而言之，怨这、怨那，就是与他们无关。面对这种事，你肯定也想拿板砖拍他们。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东林党出现后，党争为什么会加剧本来呢？

帝国的人事调整，虽然一直竞争的非常激烈。但是总的来说，很少演变成势如水火的相互诋毁。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决定官场人事调整的是权力、地位、人脉，而不是靠打舆论战。所以官场上虽然一直存在拉帮结派，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在相互攻击时，都是有分寸的。但是东林党一介入，马上就变成另一回事了。因为东林党在参与这种利益博弈时，主要靠的就是引导舆论、甚至是控制舆论。所以东林党在参与相关博弈时，就把这种法宝应用到极致。总而言之，与他们的合作的人，就随心所欲的吹捧美化；不与他们合作的人，就随心所欲的诋毁丑化。这样一折腾，官场之间的争斗，就变成了正义邪恶大战。在这种背景下，官场的内部矛盾，遂演变成了敌我的矛盾。最后的结果，官场斗争就对人不对事了。总而言之，你是我们的人，就是正义的化身，就是一心为国为民的；你不是我们的人，就是邪恶的化身，就是一心祸国殃民的。

在东林党的宣传中，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并且一直在与那些祸国殃民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在作斗争。当然了，在邪党、阉党、阉党余孽的宣传中，帝国出现了一股邪恶的势力，他们架着为国为民的旗号，不折手段的谋求私利。帝国的局势之所以越来越乱，就是因为有这股力量在瞎捣乱。官场竞争到了这种境界，你说它能不激烈吗？

他们结党成群，党同伐异，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能单纯的用好或与坏来看待东林党人，因为好得如圣人般崇高，坏得比大奸大恶之人还要可恶，他们做过所谓的好事，也做过不少所谓的坏事。

他们可以是好人，他们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力求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他们提倡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的政治思想，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和宦官集团作斗争，即便被魏忠贤残害也没用放弃。他们也可以是坏人，他们结党成群，残害同僚，对与他们有相反政治主张的官僚大加迫害，特们既以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自己盲目认同的道德准则来要求他人，他们扭曲了道德，将道德变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他们不断地发动政治斗争，他们以狭隘的道德教条来要求君王，要求宦官，却也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