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让你超过祖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不用多想。”华皇洒然一笑：“即便是祖父现在还活着，并且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其实，也只是做一个高级顾问罢了，恐怕，华国政府中，也不见得有适合他的位置，所以，他能够做的事情，并不见得比你多。”

曾纪泽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华皇要让自己去找俾斯麦这么重要的人物，而他却在罗马尼亚王国这种‘小国’盘桓？却也不敢随便发问，知道华皇等会必定会说出来的，既然陛下想要聊天，那就聊聊呗。

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三大名臣，各有所长，曾的长处是识人用人，培养人，对局势看的很明白，对自己个人人生的把握，看的很透彻。

左的长处是战略头脑和军事才华，李的长处是精通时务，为人干练，三个人都各有擅场。

晚清有四大幕府，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

当然，在华皇的这个时空中，不再会有袁世凯同志发挥的空间了，不是说华皇控制不了袁世凯，只是没有必要，袁世凯只是前清政府的一个小官，甚至连小官都不见得算的上，加上稍微知道一些历史，华皇没有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

像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批的人，到时候可能会冒出来，也可能不会冒出来，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了清朝，就不会有百日维新这些事情了，他们即便是通过自己的才学，在新政府中通过考核活的做官的机会，也需要在体制中锤炼。

华皇不会特别去关注这些人了，而且，以华皇的猜测，像是康有为这种性格的人，顶多做到乡镇长官就到头了，华国的体制，不需要‘大师’。

入了这种幕府，甚至比科举还要攀升得快，尤其是曾国藩的幕府，言传身教之下，无论是性格还是仕途，对于人的提升是很快的。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先是办团练，但那时候军事才能很一般，所以打了几次败仗。

李鸿章之父跟曾国藩交情匪浅，他们是同年进士。

李鸿章初入幕府，曾国藩就对他青眼有加，说他“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有才的人总是骄傲的，曾国藩幕府有个规矩，早起都要跟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偏偏散漫慵懒得厉害，有次装病偷懒，曾国藩干脆就等他开饭，等他来了之后教训他一顿，拂袖而去。

曾国藩的幕府，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是湖南人，李鸿章一个安徽人难免有些扎眼。

有次，将帅们和幕僚一次聊天，说着说着说到各自的家乡，湖南人当然说自己家乡好，李鸿章也说些安徽的好处。

这时候，曾国藩帐下名将彭玉麟忽然说了一句：少荃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鸿章本来就对偷懒这事觉得很没有面子，更何况，还把偷懒安到所有安徽人头上，这就涉及到地域攻击了，再说彭玉麟虽然是湖南人，但是却是在安徽生的。

李鸿章当然不干，正好彭玉麟父亲在安徽当过官，他脑子反应很快，立即反唇相讥：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

要不说名臣就是名臣，反应就是快，合着安徽的民风都是彭玉麟老爹带坏的。不过这里李鸿章犯了一个错误，地域攻击尚可原谅，辱骂别人父亲可是要出事的。

彭玉麟日后有三个美名“不要官，不要钱”，第三个叫“不要命”，通常有这样名声的人脾气不会太好。

李鸿章如此侮辱他父亲，他当然不干，“遂用老拳”，李鸿章也不含糊，“亦施毒手”，一场撕逼大战立刻开始了。

李鸿章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彭玉麟虽然又瘦又小，又是读书人，他李鸿章虽然身材高大，但是彭玉麟是带兵的，曾经“初习拳脚”，后来又“逐队杀贼”，也就是说，彭玉麟是练过的。

这场仗，李鸿章应该没占到便宜，彭玉麟跟他“相扭扑地”，这两人被曾国藩称为，“天下英雄，当数彭玉麟，李鸿章”，日后的两个大佬就在地上打得滚来滚去。

旁边这帮大佬包括曾国藩居然就袖手看戏，可以看出来，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没啥人缘，曾国藩对他也是想磨练一下，挫挫他的锐气。

这事发生后，李鸿章就萌生去意。

1860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移驻祁门，李鸿章与他意见相左，曾国藩一意孤行。

后来发生了李元度事件，李元度是最早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就跟他的人，后来曾国藩被太平军打的大败，两度想自杀，都是李元度拦住了他。

可以说此人是曾国藩的恩人。

曾国藩对他也很感恩，保荐他驻守徽州，但是这人是个书生，本就没有领兵之能，太平军一来，他又不听曾国藩的坚壁据守的命令，擅自出战，丢了徽州。

李元度兵败后直接跑到浙江巡抚王有龄处，王有龄是曾国藩政敌。

曾国藩大怒，准备上书弹劾他，让李鸿章拟稿，李鸿章坚决反对，愤而扬长而去。

李鸿章在外面闲逛了一年，四处碰壁，后来还是回到曾国藩幕府。

为李鸿章牵线的是郭嵩焘，当初劝曾国藩出来办团练的也是郭嵩焘，劝左宗棠出山的也是他。

曾国藩跟李鸿章可以说更多的是长辈对晚辈的栽培，后来李鸿章给曾纪泽写信，也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三、左李之争如果说曾左之间的矛盾还有些偶然性因素的话，那么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简直是天生的对头，两人从性格到到经历，从洋务方针到防务理念，都有本质的区别。

性格上，左宗棠直爽任勇，李鸿章圆滑世故；经历上，左宗棠以军功显，李鸿章虽然也有军功，但是上面说了，他的最大长处就是精通时务，也就是洋务，擅长跟洋人打交道，左宗棠虽然也办洋务，但是对洋人插手中国事务，一向是深恶痛绝的。

左宗棠办洋务，是立足于造的，他办的福州船政局，逐渐的用国人替代洋员，李鸿章则是，非洋人洋匠不可；至于塞防海防之争，李鸿章认为，“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而左宗棠则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李鸿章就是卖国贼，而是晚清在财力窘迫的情况下，选择重点的不同。

左宗棠也说，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

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

两人的斗争一直到左宗棠死才画上句号。

曾国藩对左宗棠、李鸿章，都有提携知遇之恩。

左宗棠性情高傲，自比诸葛亮，后期与曾国藩多有不和。

曾国藩死时，曾家人对左宗棠来吊唁战战兢兢——知道左宗棠生性高傲，生怕他送来一副刻薄讥讽的挽联，那样在众人面前可真是颜面扫地。想不到左宗棠写的却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为官清廉，没有留下什么钱财，死后居然连办丧事都颇为困窘，左宗棠见此，还赠与一笔银子，供曾家办丧事。

后来，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在前清做官，也多得左宗棠提携保荐。

当然，曾纪泽不会为左宗棠在华国任职而多说什么，因为左宗棠已经进入过陛下的视线，华皇要怎么安排，轮不到曾纪泽说，曾纪泽也知道，自己说了也是白说。

李鸿章以曾国藩门生自居，对曾国藩十分恭敬，但是与左宗棠却互不喜欢。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恭敬，也在华皇这里加分不少，因为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恭敬，不是伪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尤其是在曾国藩死的时候，和死后的态度，都和一个做儿子的人无异。

左宗棠不喜欢李鸿章做人太圆滑，才识不及自己，官位却此自己高；李鸿章觉得左宗棠挥霍军费，好大喜功，过于自负，对其行径处处看不惯。

两个人明争暗斗几十年，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倒台，就是两个人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李鸿章为人比较圆滑，这在晚清混浊官场自然更受欢迎，左李二人争斗，终以李鸿章胜利收场。

萌总裁这样对曾纪泽下决断：“曾文正公会做人，李鸿章会做官，左宗棠会打仗，也能做实事。”

曾纪泽点头道：“我同意陛下的看法，做具体的事情，李鸿章不见得比左宗棠强，左宗棠有一股劲，李鸿章想法太多，不过，李鸿章在总揽全局上面，还是可以的。”

曾左之争只在于政见之争，曾国藩的思想较为保守，而左宗棠的思想则较为激进。而两人其实还是互相十分欣赏的。

而左李之争已经由政见之争转化为了义气之争，即只要是李鸿章说的，我左宗棠就是不同意；而你左宗棠要做事，我李鸿章自然也要拆台。

最终，两人之争以华国推翻了清廷的统治，改天换日，李鸿章的胜利而结束。

李鸿章的胜利在于到了华国政府的时代，李鸿章仍然能够发挥才能，能够妥善处理和华皇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对于左宗棠的胜利。

李鸿章是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李左之争中李的胜利表明曾左之争，其实曾国藩是完全可以胜利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却没继承他的宽容。

回首这些往事，曾纪泽和华皇两个人都可以说是感慨万千的。

华皇并不是一个很喜欢怀念过去的人，“我说这些，算是和你共勉吧，你父亲代表了目前大部分前清下来的读书人，我相信，他的成功之道，在华国的新时代，仍然有用。你父亲三十岁以前是庸人，三十岁之后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是自律成就了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