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是藩王继承皇位，缺乏处理朝政的经验，所以十分重视“经筵讲学”，并将“经筵讲学”制度化，甚至成为嘉靖初年时局变化的风向标。

所谓“经筵讲学”就是请翰林院的学士，将治理国家的经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给皇帝听，讲官负有指导皇帝治国安邦的责任。

自明朝开国以来，经筵讲学都摆在朝政大事之首，但是明初的经筵讲学尚无定日，也无定所，只是令一些文学侍从之臣不定期地进行经筵讲学。英宗正统元年，经筵讲学被确立为朝廷正式制度，并沿袭到子孙后代。弘治皇帝最为重视经筵，从大小经筵演变成经筵日讲。但是正德皇帝除外，他往往以游幸为名，经常不去听讲，经筵如同虚设。

对于经筵讲官而言，负有重大的训导责任，不仅要通过典籍，讲授治理国家之道，还要将现实朝政利弊体现在经筵讲学之中，并且要求将经典大义，圣学心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明白易懂的语言教授给皇帝。

经筵讲官可以说是与皇帝接触最为密切的官员，皇帝往往会向经筵讲官请教处理朝政的经验和方法，而经筵讲官也可以将自己的政见直接面奏皇帝。所以经筵讲官的选拔标准非常严格，在政治上要德才兼备，品行端正，稳重老成，顾全大局，在学问上要博古通今，学贯政经，学以致用。那些心术不正，心浮气躁，心怀叵测，结党营私者决不能滥竽充数。

嘉靖对经筵讲官更有严格要求，经筵讲官不能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传授真正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和经验。嘉靖对内阁挑选的许多照本宣科的经筵讲官非常抵触和厌烦，决定对翰林院学士选拔制度进行改革。

正好此时发生了汪佃事件，也就是史称的“经筵风波”。有一次经筵讲官汪佃在经筵日讲中讲授《洪范？九畴》，嘉靖听后非常不满意，对他提出种种洁问时又无以回答，所以认定汪佃讲读失误，答辩迟钝。

更令嘉靖恼火的是，汪佃在讲授中影射大礼仪之争，把大礼仪之后发生的一切祸患、灾异都归结到大礼仪之争上。于是嘉靖乘机对翰林院进行大胆改革，要求内阁对翰林院诸位讲官进行考核，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量材外放其他官职。

于是通过几次严格考核，在诸多讲官中甄别出不称职者多达22人，统统罢免外调，汪佃被罢免外调至宁国府当通判。嘉靖还责令内阁从地方选拔博学多才，德才兼备，又有实践经验的官员补充翰林院缺额。

顾鼎臣在几次考核中成绩都是优秀，而且名列榜首，被嘉靖擢升为翰林院掌印学士。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顾鼎臣在经筵日讲中向嘉靖进讲宋朝大儒范浚的《心箴》。

顾鼎臣的讲授，不仅深入浅出，举一反三，而且敷陈剀切，赤诚劝诫，大大触动了嘉靖的内心世界。嘉靖听后大为称赞，被他誉为“正心之助”。

嘉靖因为受到顾鼎臣经筵讲学的启迪，几天来味思其意，在总结了自己学习心得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为《心箴》写了一篇注释。

嘉靖的注释是：宋儒范浚作《心箴》，说茫茫天地广大，无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以太仓一粒粟米。天地这般大，人身这般小，人与天地参为三才者，非以形体而言，惟其心耳。盖心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则百体四肢，莫不听其使令。

若心有一毫不正，则被声色所移，物欲所攻，便动与理反，岂不与人道违哉？故范氏之作箴虽是常言，西山真氏特录于大学衍义之中，以献时君。宋君虽未能体察，而为后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之哉？呜呼念哉。

顾鼎臣退朝回家高兴道：“皇上在十一月十五日的圣谕中说：‘内阁辅臣杨一清、谢迁、张璁、翟銮，朕因十三日听讲官顾鼎臣说《心箴》，连日味思其意，甚为正心之助，昨日自写一篇，假为注释，与卿等看。’看来我进讲的《心箴》受到皇上的嘉勉，称之为‘正心之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