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募移民这件事，还能跟东北改革一起做，尤其是军事改革能有机结合在一起。比如有效支持平稳的裁军、撤军事宜。

这场战争前后征召了12万士兵，花了海量的银子，平均月薪5两，一个月固定支出就是60万两，前后打了两年，固定军费就支出了1400多万两。总支出超过了3000万两，因为还有军火开支，其他物资消耗的开支。要不是卖了紫禁城，真的打不起这场仗。

战后的撤军，裁军必须慎重，不止刘勇强，整个福建行政体系都要为这件事服务，裁军一个弄不好就是哗变。

先裁撤好裁的，大乡绅的那些在福建境内维持地方的两万人先裁掉，接着是蒋家、郑家乡勇部队，钟宝三战时拉起来的团练也被裁撤，大哥在这件事上很配合，因为刘勇强答应补发军饷，如果不给这笔钱，他也头疼养不起那些人。

第一轮裁撤，撤的只剩下9万军队，第二批裁的是陈炳文带去的三万太平军，也没有闹出幺蛾子，毕竟他们的家属都在温州山区，带着军饷回家比什么都重要。比较麻烦的是从山东招的两万捻军，这些人的性质是乱匪，而且家属都带到了东北，下令就地安置，每家可以获得100亩可耕地，100人设立一个屯子，派10人驻扎。

第二轮裁撤也安稳度过。

剩下四万军队，两万闽西太平军体系，两万建宁老乡勇体系，这算是刘勇强的嫡系，通过这场战争后，已经是能跟他上刀山下油锅，风里雨里的生死兄弟，可不能亏待了。

但还得裁，这支部队虽然也很能打，能碾压大清任何派系的军队，可她毕竟还不是现代军队，不是国家军队，不是民族军队，只是俄国人兵力太少，加上刘勇强是战术大师，否则这场仗没可能赢，同等条件下，根本比不上俄军的综合战力，这点刘勇强有清晰的认识。

军事建设是一项永不能停的工作，满清的文人懂太多这样的道理，什么‘居安思危’，什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道理一说一大堆，可就是不做，一做就是以文御武，就是文贵武贱。

所以刘勇强继续参军，精简老弱，只留下最精化的两万人，这就足以保护福建，保护东北。

但是所有队长及以上的军官一个都没裁撤，包括陈炳文的太平军体系，何名标和卢伟的花旗军体系，建宁府的乡勇体系，军官都留着，足足一万人队长及以上军官，这些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军官，都是宝贵的种子。

军事改革，改的是制度，不是人，人的更新换代需要时间。将这批人按照现代制度整编起来，就是现代军队的军官，按照封建军队制度编制起来，就是封建军官。

所以1万人没有裁撤，而是集中培训，在学校里扫盲，不指望队长级能有多少素质，但至少得识字。识字班毕业一个就分配一个，毕业的队长，可以带着家属入住一座座正在不断由移民组成的村屯。移民流水一般从山东、河南进入东北，第一年放边就涌进来二十多万，以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几年，这一万军官根本不够用。每个村子配一个村官，刘勇强的统治力就能直达基层。

村官属于军队编制，但也要接受当地政府管辖，头上顶着两位大爷，一位官老爷，一位兵老爷。所以这个村官并不好当，没文化怎么行？

除了应付上面两位老爷，村官还得组织村民训练。100个壮丁一个村，就相当于100个后备役，拉出来就是一个营的兵力。村官负责训练这些壮丁，接受训练的壮丁家庭可以不用交税。

这相当于半兵役制，用农闲时候的训练尽到纳税义务。农业的闲忙交替周期，让农民长期以来都是最优秀的后备兵役人选，加上农民相对城市居民更加朴实一些，所以农民哪怕在现代国家也长期是军队的主力。这个现象直到德国打一战的时候，上层的容克贵族军官还担忧德国过快的工业化让农民兵员变得枯竭，导致战斗力下降。美军一战二战的主力，也是农场的大男孩，为此赢得了美国大兵称号。

而在中国历史就更悠久了，几乎所有的战争年代，农民子弟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流血牺牲最多的那群人。当然跟中国落后的工业发展有关，让城市居民还没来得及尽到义务，战争就不再发生。可从经济上考虑，培养并维护一支农兵后备军的成本，比让城市工人完全脱产当兵要低得多。

所以刘勇强设计了寓兵于农的这套严密制度。

这样往东北去的移民越多，他的兵员就越多，平时维持一两万现役精锐，战时能动员起几十万能打的后备力量，这才是现代军事制度的精粹。

移民能不能打，会不会为了保护移民国家拼命？这点毋庸置疑，现代制度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每个兵都只是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严格的训练，目的就是让他们变成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最后不管情不情愿，主不主动，都要为这部机器运转而贡献力量。

第109章 建立兵役制

美国刚刚结束的南北战争就是例子，林肯发布了《宅地法》，规定每个成年男人只要付50美元登记费，就能在西部领取一块60英亩的土地进行耕种，此举吸引了大量欧洲农民，尤其是德意志地区的贫穷佃农，然后美国船就等在港口，拉一船移民去纽约，直接就拉进军队，因为美国配套的征兵法案规定，每个成年男人都要当兵。最后是南方兵力枯竭，北方越打越多。这部法案也让这场战争之后，美国的移民构成彻底发生变化，德国移民数量超越了英国，成为美国第一大民族。

这些移民甚至连英语都没学会，就能走上战场成为排队枪毙的燃料，这就是现代战争，根本不需要人有思想。

这套制度开始执行后，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良好副作用，曾经肆虐东北的土匪问题彻底得到了遏制。

东北存在土匪的原因，客观上是因为地方太大，土匪容易躲藏，主观上是因为清政府的不作为，不管对移民也好，对老居民也罢，都缺乏基层管理。一个个没有保护的村庄，根本抵挡不了土匪的侵袭，导致他们必须通过给土匪缴纳保护费来得到保障，这就给土匪创在了肥美的生存土壤，能够不劳而获，那些懒惰又胆子大的人自然愿意当土匪。

每一个村屯开始驻扎村官之后，这些刚从战场上走下来的骄兵悍将，拿着枪开始训练青壮，还带来了大量淘汰的军用步枪，那个土匪不长眼去碰装备比他们好，训练比他们专业的村屯？

此时就算东北地方辽阔，土匪再有容身之地，也蹦跶不下去了，有的是高山密林给他们藏身，可他们藏在山林不能抢劫为生，转而打猎为生的话，那是猎户，不是土匪。所以一开始出现了一波土匪势力的反扑，接着是慢慢消亡，有的是主动走下山回到跟他们有关的村里当农民，有的是在一座座武装村屯丛林中撞来撞去把自己消耗殆尽。这就是为什么土改后，东北匪患才能得到彻底治理的原因，因为解放军土改后，乡村领袖不再是一个个地主，而是武装起来的农民。

东北的问题解决了，山东，乃至河北、河南的问题还没解决，这里可是东北的移民来源地。

刘勇强不但关注这里的匪患，还向剿匪的李鸿章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提供贷款，帮忙采购武器，甚至培养军官，训练士兵。

山东的捻军非常特殊，这是一支让曾国藩无计可施的军事集团。不是这支军队有多么能打，而是他们跟山东社会底部融合的太好，除非把整个山东底层掀了，否则曾国藩很难彻底剿灭这支部队，这是不是一支军队，确实也不太好定义。

捻军，散则为线，捻则为军，平时就是老百姓，一样的种地，耕田，捻在一股才是一支部队。据李鸿章给自己的信中介绍，他的部队追击捻军之时，动辄追着追着就消失了，当地没有了捻子，只有一座座普通的村庄，村庄里住的都是和平的老百姓，只不过家家后院可能养着骡子，养骡子不犯法吧，他们还有劈柴的柴刀，买柴刀也不犯法。

捻军，来源于老百姓，这是一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这句评价绝不是夸张，而是现实。没有歌颂的味道，老百姓的军队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因为此地的老百姓军队，有可能去伤害彼地的老百姓本姓。

他们忙的时候进行乡村农业生产，闲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到外地劫掠，用以补充家用。这伙人打家劫舍，在道光中期就已经非常猖獗，拦官道，抢官车，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清廷依然剿灭不了他们，反倒因为太平天国灭国，大量余部溃散，进入了捻军中，给捻军带来了先进观念和组织结构，让捻军开始集合起来，形成了四个巨头，其中一个巨头就是太平军出身的赖文光。

以前的捻军，跟乡村生活高度结合在一起，当捻子是很多乡村穷苦壮丁的兼职，就像草原上的汉子，以前经常揭不开锅了南下抢一把中原的邻居度过饥荒。捻军内部的成员流动频繁，今天是捻子，发财了明天就当富家翁去了，没人把这当终生职业。李鸿章已经追查到了那个斩杀僧格林沁的捻军小将，名叫张皮绠，这名一听就底层。对方斩杀了僧格林沁之后，拿了头领的赏银，然后就走了，走了……这要是一支军队是不可想象，因为斩将升官，才是军人追求的。但这就是捻子，当捻子就是为了发财，发了财也来去自由，都是同乡，熟人，兄弟，朋友，凑在一起只是为了赚钱，为了活着。

所以以前的捻军只打家劫舍，不攻城掠地，官兵来了四散为民，官兵走了聚集成捻。所以屡剿不止，长期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一种当地底层百姓的生活方式，同一个地方存在的一股捻子，十年后跟十年前的可能已经完全不是一拨人，但跟十年前的有可能是一脉相承，只是成员换了一茬，还不是血腥的取代，而是和平的传承。

就这种有军事特征的组织，让曾国藩栽了一个大跟头。在太平军身上练满级之后，曾国藩自认为已经是一位战术大师，指挥淮军下棋一般严密布局，结果一网围过去，一个捻子都没捞着。不得不分散军队四处自行绞杀，这已经是完全没有章法了，还向清廷解释，捻匪一日动辄数百里，根本抓不住行踪，刚收到的消息就已经过时，所以只能让手下随机应变，无法统筹组织。

当然也有淮军不听使唤的原因，但曾国藩可以在信中以严师的口气批评李鸿章，再次教他做人的道理，却真拿捻子没办法。

李鸿章的能力未必比曾国藩强，指挥战斗的水平甚至更差。但这个人有很多优点，比如善于学习，灵活多变，更重要的是，他运气非常好。

他接替曾国藩的时候，捻军正在改变性质，以前的捻军没有任何政治追求，就是当地穷苦的，没有土地的农民，闲余时间讨生活的手段，跟乡村木匠做桌椅，屠夫杀猪一样，习以为常，赚够了就退出。捻子组织也更像一个公司，人员流动频繁，组织结构始终不散。但此时他们变了，太平军成员的加入，给他们带来了政治追求，小股捻子开始合成大股，大股捻子开始合成巨头。

也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围歼僧格林沁正规军，并歼灭重兵集团的能力。

聚集起来的捻军，比分散的更容易对付，因为无法隐藏了。一支百人的捻军，一散散入十几个村庄，就怎的钻进了普通老百姓中，无法搜捕。一万人的捻军就无法躲藏了，很容易被发现，被咬住，被吃掉。但是太大股的捻军，又拥有机动作战的能力加上从太平军那里学到的大兵团作战经验，可能打不过。

李鸿章接手之际，捻军经历了小捻聚集成巨捻，然后分裂成了中捻的阶段。正是能发现能剿灭的阶段。捻军分裂成了东捻、西捻，东捻继续留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作案，偶尔北上河北吓唬一下清廷。西捻则往陕西发展，联合白帽军攻击西安。李鸿章负责绞杀东捻，左宗棠负责绞杀西捻。

李鸿章比曾国藩、左宗棠都要灵活的多，曾国藩和左宗棠采用的布局策略叫做“长圈围剿”，试图以此将大股捻军包围，全歼，毕其功于一役。李鸿章的战术叫“扼地兜剿”，他不贪，扼守要道，兜住一股吃到一股，积小胜为大胜，反倒效果很好。他还花招不断，拉拢收买，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捻子们遇上李鸿章也挺倒霉的。遇到曾国藩，左宗棠这种科班式的，喜欢用兵以正的家伙，捻军每每能靠机动优势摆脱，遇到李鸿章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反倒连连吃亏。

所以李鸿章迟早能一点点吃掉捻军，刘勇强的帮助，又让他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李鸿章写信告诉刘勇强，这些捻军往往拖家带口，妇孺孩子一起流窜，男人骑马骑驴骑骡子，妇女小孩坐车。这景象让刘勇强不由想到了赶马车闯关东的人群，其实也基本是同一群人。在山东有地的地主不会去当捻子，当捻子的基本都是除了家人，一无所有的乡村无产者。

他们无产的社会环境，是造成捻子现象的深层原因，他们无产，却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变成有产才去当捻子，这就太好办了，刘勇强有产啊，东百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敞开了欢迎他们。

只要给了他们产业，这些拖家带口的人不但能提供劳动力，还能提供优质兵员，刘勇强紧缺的骑兵兵员。

所以跟俄国人打仗的时候，他就通过李鸿章弄来了两万捻军。这两万人可不是被李鸿章的部队俘虏后交给刘勇强的，人家是成建制向烟台移动，然后乘坐闽军提供的免费船，前往辽东投靠的。

瓦解他们的不是李鸿章的援军，而是李鸿章散发出去的，东北放边的传单。一听一个壮丁得100亩地，这些人直接就不想当捻子了，被人追着全家跑，提心吊胆的，还不如去东北开荒。

就这样捻子不断往东北跑，东捻军不断被从内部瓦解，在东北真的领到了地的捻子，回来又拉走了更多捻子。

李鸿章顺利的在同治六年剿灭了东捻，西捻则还在陕西流窜，被左宗棠到处围杀，却总是杀不干净，死灰复燃。

扯得远了，在山东捻军剿灭，东北敞开了大门吸纳山东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吉林、黑龙江放边确实提供了更庞大的土地资源和开发潜力。

但也提供了一次政治机会，从清廷手里要到了吉林、黑龙江将军的所有权力之后，刘勇强又开始搞事了，直接介入了日本和俄国瓜分库页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