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糊：“在景泰元年八月十九日，《上皇还京宽恤诏》明确了科举的新政策：科举岁贡自景泰朝起，完全遵循永乐年间的制度，不再有任何变动。

这意味着新朝决定废除宣德时期的科举配额制度，乡试与会试全面回归永乐旧例。

这些重要的政策调整，往往是由内阁精心草拟的。

当时，内阁首辅为陈循，成员来自江西的陈循与彭时、南直的苗衷与高谷，以及浙江的商辂。从会试卷区的分布来看，除了苗衷的家乡南直凤阳府定远县位于中卷区，其余均属于南卷区。

结合阁臣的地域构成和景泰朝科举政策的反复调整，可以推测，这一系列政策变革，体现了以南人为主体的阁僚抛弃抑制南人的配额制度的意图。

很多人说朱祁钰是被南方文官忽悠瘸了，其实不然，双方都‘各怀鬼胎’。”

独自飞翔：就政治立场而言，朱祁镇偏向北方，朱祁钰只能选南方了。难怪说土木堡是文官集团的阴谋，朱祁镇是被南方文官给卖了。

百忍成金：没得洗，门总是他自己叫的吧。

大明官员颤颤巍巍，他们何德何能敢卖皇帝。国破家亡时有做投降派的，但朝廷如日中天时，谁敢“卖”皇帝。

糊糊：“此举自然受到南方官员热烈欢迎，却引来北方官员的强烈抗议。

户科给事中李侃等人上奏朝廷，对于今年会试的录取制度提出意见。他们指出，礼部在今年的会试中决定不再区分南北考生进行录取，此举虽有其出发点，但臣等深感疑虑。江北之地文风质朴，文风实而不华；而江南之地则文风繁盛，辞藻华丽。因此，在历年的会试中，南方考生往往占据多数，而北方考生则较为稀少。

洪武三十年，太祖高皇帝见取士之制偏于南方，心中大怒，特选北方才俊韩克忠等六十一人，赐予进士及第，以示平衡。洪熙元年，仁宗皇帝也深知此事，故命杨士奇等大臣商讨改革之策，决定南取十六，北取十四，力求南北均衡。

而今礼部却擅自变更祖制，意图以文词之多少作为取士的唯一标准，多取南人而少取北人。臣等以为此举不妥，特请皇上召集百官共议此事。虽言会试取士之额不可拘泥，但南北之分却不可轻易改变。

李侃等人的观点，正是基于南北文风之差异与明廷设立分卷取士制度的背景之上。他们认为，文风之异，乃地域之特色，不可强求一律。而分卷取士，正是为了平衡南北之差异，使得天下英才皆有机会为国效力。

朱祁钰皇帝听闻此奏，心中亦有疑虑，遂命礼部再次讨论此事。

礼部在复议中，首先强调了自景泰元年始，科举取士将遵循永乐年间的旧制，即不再区分南北考生进行录取。礼部表示，这是为了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与公平，让真正有才华的考生脱颖而出。

然而，李侃等人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南北文风之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若取消分卷取士制度，必将导致南方考生占据绝对优势，北方考生则难以出头。

此外，礼部所引用的上古大圣大贤与永乐年间进士的例子，亦无法掩盖北方人才稀少的事实。李侃等人坚持认为，分卷取士制度应当继续实行，以确保南北考生都有平等的机会。

在这场争论中，礼部并未从正面回应李侃等人的质疑，而是试图以永乐年间的旧制与上古大圣大贤的例子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然而，这些辩解在李侃等人看来不过是无稽之谈。他们认为，礼部在用古代的事例来掩盖现实中的问题，这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分卷取士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这一制度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然而，无论如何调整和完善，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确保科举考试的公正与公平让真正有才华的考生脱颖而出。

在这个问题上，李侃等人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北方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分卷取士制度应当继续实行并不断完善以确保南北考生都有平等的机会。同时他们也呼吁礼部能够正视现实中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地回避和辩解。

最终朱祁钰皇帝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裁决：继续遵行景泰元年的诏书即会试不再区分南北考生进行录取。然而这一裁决并未能平息朝野的争议关于分卷取士制度的争论仍然继续着。

这里头提出异议的李侃是北直隶顺天府东安人，‘狡辩’的‘礼部’，其实是礼部尚书胡濙。南直隶常州府武进人。

大家都是为自己的家乡而战。”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永乐例就是洪武例，真那么好，会有南北榜案？

银河系系花：胡濙名字生僻，但做官专一，一辈子就干两件事。找建文帝14年，做礼部尚书32年，差一点熬成七朝元老。

朱棣看着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感慨万千。他的臣子，到重孙辈还在受重用。

不知该说子孙在位短，还是有的人太能活。

糊糊：“景泰二年的科举开始后，场面可以说是‘群魔乱舞’。

现代人有一句调侃话，正经人谁写日记。

但有一位参与科举阅卷的官员，就将阅卷场上的事情，一一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比如一个叫成凯的士子，在考场上生病，没答完卷子。按照规则，他的卷子没有糊名誊抄，开卷批阅。

吏部尚书王直认为考生精神可嘉，卷子上也没有胡说八道，于是定了二甲第四十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