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身双教师家庭，从小时候起，大林的功课就被爸妈给看得死死的，压力也比我们这种普通家庭的孩子要大上不少。

我还记得，小学那会儿的课间，大多数孩子都在教室里或者走廊上跑来跑去、嬉笑打闹，而他却始终坐在座位上看书，跟个书呆子似得。

因为这个行为，刚入学的时候，还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特别喜欢捉弄他。而坐在他正前方的我，由于看不惯他们欺负这个高高胖胖、但又斯斯文文的家伙，时不时的就替他出个头，于是，用当年的流行语来说，我俩就成了“死党”。

由于我们所住的小区正好只隔着一条马路，所以平时上下学，我们就一起来一起走，无话不谈。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大林对我抱怨最多的，就是他爸对他的严苛。

“我爸让我今天背《测嘶飙》（《出师表》）。”

“《测嘶飙》是什么东西啊？”

不熟悉吴语方言的同学，不太能理解上面的这个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出师”这两个字在读音上，和上海话里“尿尿”很类似。“飙”是什么意思，也不用我多说了。合起来就给人一种滋得很远的感觉。

可那会儿我们才读小学两年级，我哪儿知道什么《出师表》啊？那可是要到初中才学到的东西，所以也就被他说得莫名其妙。

“就是诸葛亮写的一篇文言文。一千多个字。”

一千多个字，好家伙，我当时听得一愣一愣的。要知道，小学二年级那会儿，我可能认都不认识一千多个字。

以上的这段对话，属于我和大林的日常。他总是能“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很多超出我认知的东西。

当然，在我看来，他身上那种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不仅仅是因为哥们远超我们的知识储备，更因为他天天脸上的苦相。

在大林父亲的眼里，爹妈二人都是大学生，那这个儿子生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物质条件这么优渥，必须要“更上一层楼”才行。所以，自打大林认字开始，也就开始了痛苦而又漫长的求学道路。

但毕竟那会儿他只是个孩子，就算再心不甘情不愿，也不敢轻易忤逆父亲大人的意志。所以，小学加初中的这九年时间里，我的这个好哥们，切实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孩子应当有的童年时光，对他来说，完完全全是缺失的。

不过，也正是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从小学到初中，他基本没有掉出过年级前十，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而我这个他唯一的好哥们，在他的耳濡目染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但好歹也能排在上游水平。

大林和父亲的隔阂，起源于中考那会儿。

我们读书的时候，上海这边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是先填志愿后考试，说难听点，就是你必须得对自己的实力有充分的认知，且需要发挥得异常稳定，不然很有可能就会遭遇“滑铁卢”。

所以，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水平去填报志愿。像我那时候，就基本上是把宝山区排名第三的一所市重点高中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因为我很清楚，第一第二那两所学校虽然离我家很近，但奈何能力不够，不能硬考啊！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明明可以直接保送到最好的高中的大林，却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了保送名额。

当时，大林的父亲已经从原来任教的初中调到了刚才说的那所高中，并因为出色的任教水平，

升任了年级组长。

据大林本人亲口跟我说，在接到学校老师的电话后，他的父亲当场就气得火冒三丈，把电话机砸向正在做功课的大林。父子二人大吵一架，甚至差点大打出手。

原本班主任和大林的父亲想直接做主，帮他把保送名额报上去。可当时的大林，似乎下定了决心，坚决不去父亲所在的高中，并且强调，如果硬要把他保送过去，他就离家出走。

本以为这只是一句气话，可没想到，这家伙居然真的人间蒸发了五六天。最后还是我在一个黑网吧里把缩在角落里的他给拖了出来。

胳膊拧不过大腿，毕竟初三的孩子，已经开始逐渐有了自我意识，对自由的向往，已经超出了一切。这次，是大林的父亲第一次对他妥协。

填志愿时，大林和我填了同一所学校。不仅因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更因为那是一所寄宿制的高中，去那儿读书，可以脱离父亲的束缚。

毫无意外的，我俩入学了同一所高中。不过因为成绩上的差异，他进了提高班，而我只是混迹在平行班。

从此，他和父亲的关系，就可以说是降到了冰点。整整三年，两个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每个周末回家，他只和母亲说话，对父亲视而不见。放假时，大林就到我家来，一起做作业，一起打游戏。后来谈了个女朋友，就跑去女朋友家一起学习。由于哥们成绩实在是出色，人也老实，女孩子的爹妈竟也不排斥他，默认了双方的恋爱关系。

我这人天赋上限不高，再加上偏科严重，文强理弱，所以高中三年下来，最后勉强考进了上海本地的一所二本大学。而大林则没有参加高考，直接保送去了复旦大学。

直到他踏入了复旦大学的校门后，父子二人的隔阂才稍稍有所缓解。一来，大林确实实现了他父亲“更进一步”的目标；二来，儿子成年了，心智也成熟了，渐渐体会到了老父亲的不易。

但这爷俩儿，也只是从“陌生人”转变成了“点头之交”。父亲再也没有干预儿子的学业和就业问题，儿子也没有向父亲寻求建议、或者吐露心声。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父亲去世的这一天。

正当我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大林抬起头来问道：“还有纸巾么？”

我赶忙把手上的半包纸巾全都塞给了他。大林擤完鼻涕，用手扶住额头，懊悔地说道：“我已经两个月没回过这里了。上次回来的时候，还是清明节，跟我爸去给爷爷奶奶扫墓。”

“我甚至连他有心脏病都不知道啊！”过了一会儿，大林说完这句话，第三次把头埋了下去。

这一幕，让我突然想起了李宗盛和他的父亲。他们父子俩的关系，像极了大林的经历。

借用李宗盛的歌词，来总结这段关系：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甲乙。

那一晚，我陪了他整整两个小时。把他送上楼后，我一看时间，还没到晚上十点。于是，我便给同样久未谋面的父亲拨去了一个电话。

“爸，最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