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遭灾百姓与“南王家”舍粥

过去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赖自然条件，河道排水、灌溉稻田都要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地势。除少数园田的蔬菜属人工取水浇灌外，其他地里的庄稼都是靠天降雨雪来浇灌。因为过去的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所以粮食产量也很低。在蓟县的农村，正常年景，平均一亩地也就产二、三百斤（1956年国家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把亩产四百斤、六百斤、八百斤，分别作为“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奋斗目标）。

过去的天灾主要有三种，水灾、旱灾和虫灾。风灾和雹灾虽然也有，但是影响的面积较小，危害相对要小一些。

听老辈人说，过去的气候与现在不同，那年代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冬天下雪天也比现在要多。夏天的雨水要比现在多，但是春天也是雨水较少，经常出现春旱夏涝的现象。大旱的年头，冬季雪少，春天无透雨，小麦即使不是颗粒无收，也长不了多少麦粒，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过去一亩地要撒20多斤种子），夏季收成基本无有。春播的玉米、高粱、谷子无法下种，即使撒进土里侥幸“等雨”，也可能白扔种子，秋季的收成难以指望。蓟县北部山区，土地干涸，泉水断流，人们吃水都要赶着牲畜，走几十里地，到山外来驮水。俗话说“大旱不过五月（农历）十三”，麦收过后，进入雨季，这时地里才可能种一些“晚庄稼”，一年的收获只相当于正常年景的三、四分之一。

每到农历六月，又是阴雨连绵，经常下大雨、暴雨。蓟县的南部年年发小水，青甸洼和太和洼的土地年年被淹。每隔几年发一次大水，山区里山洪暴发，泥石流（俗称“起水鼓”）常见，山坡梯田被冲毁。平原地区沟满壕平，许多村庄的土地都被水淹没，颗粒无收。据说地里的庄稼中，只有高粱和稻子不怕水淹（因为几天之后多数地里的水都流走了），春播的玉米、谷子都淹死了。大水过后，地里只能“补种”些荞麦、麦茬白薯，萝卜等作物。等到秋后再种小麦。那年代种植方法与现在不同，都是大垄间作，麦子垄里可以种玉米、高粱、或谷子。晚熟的玉米垄里可以种冬小麦。

有些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可能发生“虫灾”。说来也怪，平常在地里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但是很少泛滥成灾。也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就出现大量的飞蝗。主要是大小“蝗虫”，俗称“过蚂蚱”。数十万只蚂蚱飞过来，天上漆黑一片，落在庄稼地里或者草地里大吃大嚼，咔咔咔的一片声响。庄稼叶子和青草被啃吃净光，只剩下秸秆和叶子的主茎。吃完后“雌蚂蚱”就地产卵，蚂蚱群飞走了。不几天幼虫孵化出来，爬满了庄稼和草叶上。那年头没有农药，农民们对蚂蚱束手无策，用扫帚、树枝扑打也打消灭不多，因为蚂蚱既会蹦又会飞。用手“捻”死幼虫是很容易，可虫子太多，也消灭不绝。有些迷信的农民只好到药王庙里烧香许愿，祈求“老天爷”帮忙。也可能是食物减少，使成群的蝗虫失去生存的机会，反正有时不等天气变冷，铺天盖地的飞蝗就不见了。又不知再过多少年才再闹一次。可是闹一次虫灾，就使秋天的收获受到巨大损失。不过总的说发生虫灾的面积还是比较小一些，不像水灾旱灾那样大的面积。但是对每户农家来说，不论水、旱、虫灾，只要遇上了，打下的粮食就难以维持生活。于是，没到冬天农闲季节，遭灾的农民们就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讨饭。

据蓟县城里的老辈人讲，每遇河北、山东一带发大水的年头，一入冬逃荒要饭的灾民们成群结队，经过蓟县向关外（东北三省）奔去，开春时又成群结队的原路返回。因此，不时地有一拨拨的灾民涌进县城。来蓟县讨饭的灾民，不仅是蓟县南部大洼地区的，还有山东的、沧州的，及天津郊区和宝坻县等地的。

灾民们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老人孩子全在一起。他们少数推着“挎车子”，多数挑着担子，带着被褥，瓦罐子和碗筷等餐具。灾民们白天一路讨要，给粮食、零钱、熟食剩饭都可以。该吃饭时就在路边找个避风的角落，拾些柴草，架起瓦罐子热温讨来的饭菜，几口人分开吃。夜里，就在大街的“雨搭子”底下，或者墙根角落处露营，身底下铺垫些柴草，披着被子或褥子，或坐或躺的睡觉。天亮后，讨要些吃的，再向关外出发。

据说清代蓟县的地方财政收入也不多，只能维持日常开支。对于涌进城里的大量灾民束手无策，官府拿不出钱粮来赈济灾民，只能号召富豪财主等大户人家捐粮捐款，救济灾民。于是，“南王家”每逢遇到遭灾的年景，就在自家门外搭棚“舍粥”。

“南王家”的前大门在南大街上，为了不影响交通，就在自家的后门口，也就是西南隅林家胡同内，开设“舍粥”场地。首先在后门口搭席棚，席棚里搭建几个大锅灶。每天起大早仆人们开始熬小米粥，据说每顿要用一石（200斤）小米。到上午九点，开始第一次“放粥”。家丁们负责维持秩序，要求灾民们在每口锅前一字排开站好队，几口大锅同时“放粥”，锅里的粥发放完为止。小米粥熬的比较“酱”（粘稠），每人每次只给“一马勺”（可以盛两升水的大铁勺），领粥（俗称“打粥”）的人用瓦罐或者瓦盆作为盛粥的餐具，打完粥就走。家里人多的轮番排队也可以。下午三点，开始第二次放粥。每天两次，傍晚放粥结束，等到第二天在继续舍粥。

那些逃荒来到县城里的灾民，听说“南王家”搭棚舍粥，就在林家胡同停顿下来。他们就在胡同里边靠墙根的地方，或躺或坐，等待着“打粥”。到“粥棚”“开门”时，大家一拥而上，年轻力壮些的挤在里面，老弱者在外围。家丁们维持秩序，要求大家排队时，自然是年轻力壮者排在前面，老弱病残者排在后面。

因为来蓟县的灾民多是路过，遇到“舍粥”时有的休息一天就走，有的停留两三天就走，所以人数不固定。“南王家”每天都是熬这几锅粥，因为“放粥”时是每人“一马勺”，如果全家人都来排队“打粥”，打回去的粥多，一顿吃不了，还可吃下顿。如果家里有不能来排队的老人或小孩子，光靠一个或两个人来排队打粥，就不够吃。但是他们可以把粥给老小放下，拿着“空盆”继续来排队。如果灾民人少的话，排队二次、三次都可以。没人排队时，只要锅里还有粥，放粥的人就不撤，再来“打粥”还给你。灾民们也可以再“打”回来留下顿吃。

但是，有时因为灾民人多，排在队后面的人就可能“打”不到粥，全家就要饿肚子。那些家里有不能排队“打粥”的老人小孩的家庭，即使有一两个人排队打来一勺或两勺粥，也不够全家吃。还来不及第二次排队，锅里的粥就光了。这种情况下，也要饿肚子。灾民如果打不到粥，只能到别的人家去乞讨。那年代城里的普通老百姓很少有种粮大户，多数小市民都是做小买卖或打工挣钱买粮食吃，家里不会有很多存粮。虽不至于“有今天吃的没明天吃的”，可也没有多少富裕，也无力赈济灾民。所以，逃荒讨饭的人也可能白转一天，讨要不到吃的，只好忍饥挨饿。再加上冬天寒冷，灾民们露宿街头，身体好的还可以坚持，体弱多病的就等不到第二天，就在夜里冻饿而死了。

每次舍粥都要经十几天的时间，大批灾民过完了，“粥棚”就撤了。第二年春天，灾民们返回原籍时成群结队的就少了。因为有的老弱病残的灾民已经客死他乡，有的灾民留在关外开荒种地，不再返回原籍。返回家乡种地的灾民，虽然还是一路讨要，但此时已春暖花开，夜间露宿街头也不那么“受罪”了。

我家先祖就住在林家胡同，家里虽然不是灾民，但也属贫寒之家。“南王家”舍粥时，我家大门外的两侧墙根，就挤满了灾民。有时“打粥”的灾民人少，只要见到没人排队了，锅里还有粥，我家里的妇女们（男人们外出打工）也拿盆去“粥棚”“打粥”，“端”回家来吃。当然，如果灾民人多排长队，我家的人也不会去和灾民“争食”的。

最后赶上“南王家”“舍粥”的，是我的曾祖母贾氏（1882——1955），她也到“粥棚”打过粥。她老人家经历过“南王家”搭棚“舍粥”的过程，目睹了灾民们在北风呼啸，或雪花纷飞的严冬中，裹着棉被萎缩在胡同里等待“打粥”的惨状。据她老人家讲，南王家在冬季舍粥时，林家胡同里，每天早晨都要抬出去七八具冻饿而死的灾民的尸体，多的时候一夜冻死十几口。开始发现冻死的灾民时，“南王家”施舍给每个死者一个“薄斗子”，也就是薄皮棺材。后来死的太多了，城里的棺材铺都空了，就用苇席一裹下葬。这些灾民的尸体都埋在城外的乱葬岗子里。有人知道姓名的，就在坟前插个木牌，写上死者姓名，以备日后家属来“迁坟移墓”。

同时，我曾祖母也见过“南王家”的少爷王大宝，把灾民中长相漂亮的女人“拉进”家中的行为，听过这些被害女人事后的哭诉。据她老人家讲，“南王家”就是这么一个既做“善事”，也做“坏事”的大户人家。

到了民国年间和日伪期间，每逢灾荒年头，还是有不少逃荒要饭的灾民，从山东、沧州一带流浪过来，经过蓟县到关外去。但这时已经不“时兴”由大户人家“搭棚舍粥”了，那些灾民也是分散乞讨了，夜里虽然还是露宿街头，路上还是有冻饿而死的流浪者尸体（俗称“死倒儿”），但是已没有众多灾民集中在一起，一夜之间冻死十几口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