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老者侧目看了看身边的中年人，见他已被孙立文驳得脸色发青，于是抬手一摇，示意辩论可以停止了。

“孙立文。你的这些话，可能有一定道理。”老者重新注视着孙立文，“但是，不管怎样，你说得这些，似乎都只是学术争论范围，和医改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很大关系。”孙立文解释道，“废除传统理论，不只是技术和学术问题，更医疗观念问题。传统理论认为，任何疾病无非阴阳五行不平衡，无非六淫，因此所有疾病都可以通过药物调理来治愈。由此，有病就要吃药的道理，数千年来在广大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可是，现代医学表明，目前发现的几千种疾病，可以治愈的不足20%。有很多疾病医生束手无策；有很多疾病无须医疗干预便可自愈；更有很多疾病尚待研究。试想一下，假如我们彻底废除这些阻碍医学技术发展的旧理论，让国民树立一个全新的医疗观念，那将会是什么局面？”孙立文看向老者。

“什么局面？”老者问。

“对于疗效确切的疾病，患者可以第一时间治愈，不必耽搁；对于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患者和家属都可以安心接受，医生只需关怀治疗，不必要过多医疗浪费；对于可以自愈的疾病，医生可以不给用药或以医疗观察替代治疗，大幅节约医疗资源……而社会上那些裹挟着传统理论，模糊不清甚至夹杂着糟粕的各种广告保健神药，在全新的医疗观念下无所遁形。到那时，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提高了，医生压力减轻了，国家医疗支出减少了，骗子消失了，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医改么？”

老者听了孙立文的话，叹了口气，“你的理想倒是不错，可是，你考虑过现实么？你知道我们传统医学的从业者有多少么？你说取消就取消，社会稳定你想过么？”

“虽然任何革新都会有阵痛，但是，我不并认为那阵痛会十分严重。”孙立文对这个话题，也早有准备，“对于很多传统医疗手段，比如配方药，比如针灸，比如拔罐，毋庸置疑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机制不清晰，安慰作用明显，适应症不明确。对于这些手段，我只是取消了指导理论，而不是取消治疗方式。比如配方药，我们要鼓励使用者以循证医学的科学态度，研究其中的作用机制，真正搞清其适用范围和禁忌症；比如针灸，我们要搞清其中刺破细胞后真正的神经或生理反应，而不是总用所谓的经络穴位来聊以**；又比如拔罐，不要把局部组织毛细血管破裂，硬说成所谓排毒，排浊等等……只有千万的传统医学施用者，共同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来钻研自己所继承的医疗手段，我们的国粹，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老者见孙立文的话越引越多，无奈翘了翘嘴角，他低头翻了下稿纸，又问，“孙立文。你提出的这个‘医改四制’又是什么意思？”

“四制的第一项：医生高收制。只有高收入，才能确保从业者的高素质，这点毋庸置疑，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钱从哪来？全靠**拨款，显然行不通，还必须遵从多劳多得的市场经济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一定，又出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错滥医疗、过度医疗和医疗回扣。所以针对此，必推第二制：医生一南制。”

“何为一南制？”老者问。

“这个制度的实行，和我前面所述的取消传统理论相辅相承。”孙立文解释道，“传统理论取消后，指导所有医生临床工作的，只一种医学，即现代循证医学。我们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组织各科专家，编写总结一本全科医疗临床诊疗指南，无论内外妇儿等等所有医生全部按照指南规范医疗行为。指南上明确的疾病，严格按照指南治疗，如遇特殊病例或复杂病例，实行多级转诊或者会诊制度。当然，鉴于医疗技术的发展速度，这份指南一定要定期更新。只有全国医生遵从一份诊疗指南，并配以完善的监管审查制度，才能最大限度避免错滥医疗、过度医疗和医疗回扣问题。”

听到此，老者终于点点头，接着又问，“那接下来这个医生无责制呢？”

“医生无责制，是最大限度的给医生行医自由和行医尊严，也是最大限度保证患者受救治的程度，而不受其他方面条件限制，就像前段时间针对医生院外行医出台的免责政策，就典型带有医生无责制的雏形，但是，我认为那还远远不够。医生，需要在更多情况下触发无责条款，比如患者或家属不配合或者威胁谩骂，比如医生在非自愿条件下超负荷劳动，比如因为医疗条件限制等原因造成的医疗失误……等等条件下，医生均无需承担责任。”

听到此，许久未出声的中年人又突然怪笑，“孙立文，你这个政策要是真搞起来，医生岂不是就可以随便犯错了？胡乱治死人也没事？”

孙立文看着中年人，稳稳答道，“这话不妥。第一，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希望患者死。第二，只要医生一南制执行得好，就没有胡乱治一说。第三，我所提的免责，只是免除法律责任，而非其他责任，假如经过医疗鉴定医生本身存在个人原因造成的医疗事故，那将对其今后的晋级职称和执业生涯产生影响。第四，最核心的一点，医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而古往今来，任何技术的更新，都是在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推行医生无责制，就是要培养大家实事求是的医疗观念，鼓励更多医生把临床上的忽视，疑惑，不解，争议甚至治疗方向的错误勇敢地拿出来，供同行们讨论，供专业部门总结，假如发现共性问题，便可以及时改进政策，改进技术。”说到这里，孙立文又微微叹了口气，“可惜，放眼我们如今的医疗文书，主要用处仍为法律证据，所有医生全都在上面小心粉饰着，编纂着，不敢暴露任何问题。因此我们的医疗文书早已失去了真实性，失去了真正科研的价值。医疗文书没有科研价值，那医疗论文便只能伪造，这就是我国为何医疗论文数高居世界第一，但医疗创新却一直落后的又一大根源。因此，我相信，只要有一天，我们的医生敢于把真实的诊疗经过和临床遇见的各种问题原原本本地写进病志，而不必担心被追责，那便是我们医疗体系进步的一大标志。”

孙立文的话，再次引领了一阵沉默。

“那么……这最后一条……”老者慢慢把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沉声问道，“媒介禁医制，又是什么意思？”

“所谓媒介禁医，就是指电视，报纸，网络全面禁止医疗广告。非专业媒体禁止医疗讲座或医疗普及。非专业媒体禁止发布医疗行业相关信息。”

“噢，再具体一点。”

“第一，由于目前广大民众普遍医疗素养不高，所以媒介会产生至关重要的诱导甚至误导作用，各种***或者夸大疗效的药品层出不穷，欺骗大众。而且事实早已证明，那些对于临床有着重大作用的药物或者医疗技术，没有一项是通过广告的形式被推广的，所以，媒介全面禁止医疗广告，对于大众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第二，如今各种自媒体到处都是，医疗讲座和医疗普及也比比皆是，正确的观念和错误的观念相互混合，广大民众莫衷一是，有的甚至把各种错误观点带入医院，这也是医患矛盾的一大根源。更甚至，我们一些基层医生甚至也对一些医疗理念都模糊不清。比如，心脏骤停的人不进行复苏却去按压人中，脑血管病人耳部放血，溺水者倒立控水……等等太多太多。所以，非专业媒体禁医势在必行。我们可以筛选有相关资质的媒体进行医疗普及，而且为了避免错误，避免隐形广告，每个讲座或者文章，都要由3名以上不同地域的相关专业医生审核，而且发布时，要同时发布审核医生的相关信息，就像我们的公正制度一样。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将我们大众的医疗观念纳入正轨。”

那老者听着孙立文的话，又微微点头。“那你这个非专业媒体禁止发布医疗行业相关信息，主要想制止媒体对很多医疗事故以及医疗纠纷的误导作用吧？”

“当然包括这个，但远不止这个。”孙立文回答着，“近些年，偷肾门，纱布门，伤医事件层出不穷，但与此同时，各种神化医生的报道也频频现世，比如抛下重病父亲去给患者手术；比如超负荷工作一天为上百患者诊病；又比如连续抢救2个小时终于让没有生命体征的患者恢复心跳……等等等等。媒体的报道总要将事件角色化，戏剧化，非黑即白，可是，有人想过么？假如那个手术的医生因为父亲的病情，在台上精神恍惚造成医疗事故，是谁的责任？假如那个一天看了上百病人的医生因为疲乏，造成了漏诊错诊，谁来承担？又假如一个急诊医生抢救患者半小时后放弃，而被家属冠以‘不负责任’并用刀砍杀，又是谁的错？……所以，在我看来，不管负面正面，只要媒体不专业，那做出的报道对医疗行业永远都是伤害，其中区别，无外乎直接间接，近期远期罢了。”

这番长论，让老者和中年人同时陷入沉思。

孙立文长长叹了口气，最后总结道，“所以，我们医改要达成的目标，远非简单的经济分配问题，而是纠正整个社会对于医疗的认知问题。我们要让民众明白，医生不是神，不是天使，更不是机器。他们只是一群循证科学的执行者。只有广大民众充分明白循证医学的正确性和局限性，对于生老病死形成一个真正的认知观，医疗浪费才会真正杜绝，医患关系才会真正缓解，而**投入的每一分钱，才会真正用在那些可治愈的疾病之上，用在真正科学医学发展的道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