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个美丽的名字：守护天使

天灾无情人有情，白衣天使来了。抢救生命，救治伤员，转运伤员，就像一个个阴霾的夜晚，以心点燃温暖，为灾区伤员造就一条生命的彩流。

尽管是那么不情愿，我们还是要闪回唐山大地震。这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紧急动员和生命大拯救。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中央紧急动员救灾部队、空运系统、铁路系统以及全国十三个省、市的医疗资源，先后动用各种型号的飞机474架次，紧急修复京山线，开通尚未正式投入使用的货运专线通坨线、唐遵线，千方百计组织铁路卫生列车159次，向外省市运送重伤员十多万人。转运重伤员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伤员大转运：26秒，起飞！降落！

外运！重伤员必须立即外运！这与从废墟中抢救伤员一样急迫。

解放军301医院副院长刘珍是32年前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总前指”）伤员转运组负责人。

1976年的7月28日凌晨，时任北京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正在石家庄组织抢救一位部队高级干部的刘珍把听诊器一甩：“地震，马上回北京！”刘珍当天中午便受命赶往唐山。为尽快赶到唐山，刘珍曾乘坐火车经过了一条从未走过的线路“通坨线”：通县（今北京通州区）至坨子岭。几天之后，正是这条尚未正式通车的货运专线铁路最早修通运行，在京山线（北京至山海关）紧张抢修的过程中，成了伤员大转运的一条“生命线”。

初到唐山，交通不畅、通信不畅、组织不畅，地震中心腹地也缺医少药。刘珍把团级以上干部不准乘摩托车的安全条例丢在脑后，坐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跑遍了整个唐山。在255医院原址，他痛心地发现，这座自己当年亲自参与创办、精心修建的军用医院“全平了”——整个唐山，医疗设施全部被毁，医护人员伤亡近三分之一。最初的两天时间，刘珍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对唐山境内全部医疗资源“实施军管”。“每一支外来医疗队，每一名本地医护人员或赤脚医生，不论来自何地，不论原属部队还是地方，都立即挂靠最近的救灾部队，然后通过救灾部队的通信设备，实现总前指实时指挥和同步药械供给。”到7月30日晚，两万医疗救护人员通过十万救灾部队的通信设备和运输设备，实现了在唐山市及各县的合理配置，保障了信息沟通，为接下来的伤员大转运提供了可能。

差不多就是在这天晚上的总前指“碰头会”上，刘珍向总前指最高领导、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提出：外运重伤员！1个医生1天能做多少个手术？30个？40个？100个？就算我们的医生都是铁打的，这么多重伤员的伤势能拖那么长时间吗？伤员在不断死去。我们的军民从废墟里抢救出来一个亲人多不容易啊！再者，只要一个家庭有一个重伤员，所有的家庭成员就全拴住了，怎么恢复重建？刘子厚书记认为他提的建议非常好，马上召开了关于伤员外运的碰头会。

7月31日，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电话回复唐山总前指：“中央已经通知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接待唐山地区的重伤员。你们向每省各疏散1万名受重伤的人，请你们立即安排外运。”当日，总前指成立伤员转运组，刘珍为负责人。

起飞！所有飞机载满伤员立即起飞！

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医疗抢险行动。一周内，10万名重伤员通过空中和铁路转送到全国各地救治。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和运输史上都是空前的。

大地震发生在人们熟睡的后半夜，大多数人都被埋压在废墟里，伤势严重。仅唐山市就有重伤员13万多人。颅脑外伤，内脏损伤，脊椎受伤，严重骨折……死神盘旋在人们身边。仅仅6天时间，283个医疗队，近两万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奔赴唐山。唐山机场，医疗队员刚下飞机就投入抢救，开颅、开胸、截肢……都是一般医院少见的大手术。一位曾在总前指工作过的领导回忆说，当时曾设想在唐山周边建立临时野战医院，集中收治伤员。10多万重伤员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铁路正在抢修中，先期转运伤员任务只好由飞机来承担。登记飞机型号，确定各机型运载伤员数量，安排重伤员登机，确定随机护送人员数量……人们一起卸下座位，在机舱地板上铺上被子、单子。断了3根肋骨、出现“气胸”的铁路工人张长利，被家人用一张破门板抬上了去石家庄的飞机。大夫用圆珠笔在一张胶布上写好“病历”，给他缠在了手臂上。

伊尔—18，图—104，三叉戟，波音，安—12，直—5……各种机型的飞机都统一派上了运送伤员的用场。有报道说，连周恩来总理20世纪60年代的座机——苏联伊留申航空设计局生产的编号为222的IL—18D飞机，也载着86名伤员，担当起往西安转送伤员的任务。

一边是成千上万等待用飞机转往外地的重伤员，一边是刚刚卸下、要分流到各个救灾站的物资，遭受重创的唐山机场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唐山人都记得李升堂。他和4名调度员面临的困难更大了：无法控制外来飞机的数量，来多少机场就得接多少。没有航行预报，没有起飞通报，飞机数量、机型全不知道，加上机场电台、通信设备、雷达指挥系统全被摧毁，指挥上是“一摸黑”，只能用耳听、眼看，加上大脑分析、经验判断来解决这个问题。

李升堂毕业于东北第三航空学校，当时已有15年调度经验。他修过飞机，也开过飞机，曾多次指挥救灾抢险，是5个人中的技术权威。

“一般大型客机、运输机听声音，空中飞行员一报高度，我们大概就有了谱儿。用300米、500米、700米，400米、600米、800米调开高度差进入机场上空，用目视按先后顺序指挥加入起落航线，依次降落。我们还采取同一时间，使用左右两条航线落地和双向起降等办法，增大了机场吞吐量。”他说。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一架由上海运送药品的三叉戟刚刚接地，调度员便命令起飞线上一架大型运输机滑进跑道，紧紧尾随着三叉戟腾空而起。同时，指挥跑道另一端刚卸完救灾物资的小型飞机滑进跑道向北起飞。小飞机刚上升到正常高度，就指挥它避让由北向南正在下滑的安—24大型运输机。与此同时，指挥上空盘旋的另一架运输机，紧跟在安—24后面。安—24落地不到40秒，这架飞机就平稳着陆了……

机场上，拉救灾物资的汽车，运送伤员的拖拉机、马车、排子车，川流不息。为保障飞机安全，李升堂、赵彦彬、于振兴、苏悦林和刘体友轮流在塔台指挥，在地面引导。他们手持红绿旗，每天在上千米的跑道上要跑几十个来回。后来他们找来一辆自行车，蹬着车子一手扶把，一手摆旗引导飞机。

那些日子调度员们嗓子喊哑了，眼睛熬红了，每天要在烫人的水泥地上来回来去地跑，承受着精神、体力的双重压力。有一天飞机一落地，李升堂一个跟头栽在地上晕倒了。他的妻子周华婷说：“哪架飞机掉下来都不得了啊。10多天后他回到家，吓了我一大跳，又黑又瘦，整个人都没模样了！”

狂风暴雨中指挥紧急救援飞机着陆，起落航线正常飞行飞机中穿插直升机起降，地面拥挤情况下指挥“一号专机”降落……一个又一个从来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在调度员手下变成现实。凭着最简单的通信工具，用最原始的方法，李升堂和战友们成功指挥了13种机型、3000多架次救灾飞机在唐山机场起降。仅7月30日这一天就有356架次，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最短的起飞间隔只有26秒——秒针转不到半圈。后来统计，震后10天，唐山机场空运转出伤员2万多人，运进救灾物资数千吨。更让人惊叹的是，这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和事故，李升堂和战友们因此被中央军委荣记集体一等功。

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指挥高密度飞行，在世界航空史上也实属罕见！

8月中旬，铁路、桥梁修复，火车成了运送伤员的主要交通工具。这些“卫生列车”，享受专列待遇，最多的一趟车上，配有交通指挥、生活保障、转送指挥、医疗护理、担架转送人员200多人。

24岁的刘锦纷，当时是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心胸外科住院医师。地震后不久，他上了“卫生列车”。那是20节硬卧车厢组成的特殊列车，由上海市40名医护人员和40名乘务员值乘，负责将唐山重伤员转往陕西西安、兴平等地。第一次到唐山接伤员，他们在车站外等了好长时间。太阳炙烤着铁轨，地面升腾的热气中混杂着枕木上的沥青味。水土不服，许多人拉肚子。随后开始漫漫旅程。

当时医务、乘务两班倒，刘锦纷和一个护士搭伴儿，12个小时换一个班，吃住在火车上。“卫生列车”上没法做手术，为避免伤员感染，途中医护人员要不停地清创、消炎、包扎。他记得有个伤员腹部受伤，车上没有麻醉药，换药时伤员硬是挺着没叫一声。

转运伤员的列车是特快，所有的客货车都要让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重伤员熬不到终点。一列去山东枣庄的“卫生列车”途中就有5名重伤员陆续死去。医务人员都很伤感，他们把死去的人的面容整理好，送到下一站。

每趟列车的伤员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医院的容量，沿途大站随时供给，补充药品、器材和食品等。每个车站都挤满前来慰问唐山伤员的群众，不停地把食物、水果递进车窗。一位在“卫生专列”参加过救护的医生回忆，在丰台车站，摆成一排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个大西瓜，每个西瓜上都刻着字：“向灾区人民学习，向灾区人民致敬”，“团结奋斗、众志成城、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后来统计，震后有7万多名伤员是由列车转送的，创造了中国和世界铁路运输史上的又一奇迹。

截至8月25日，共动用飞机470架次，开出专列159列（次），将10万名重伤员转送到上海、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陕西等省（市）和石家庄地区。仅安徽一省就接收伤员1.6万多人。

8月的一天，唐山第六中学操场上，唐山第一抗震医院建成。苇席做墙，油毡盖顶，虽然简陋，这里却是震后七八所临时野战医院之一，云集了上海市卫生局所属第一医院、第六医院的知名专家。

曾担任第一抗震医院副院长的张忠祥，在回忆中写道：当时“秋老虎”依然很毒，烤得房顶的油毡都融化了。手术室里，消毒水气味中掺杂着一股沥青味。下午的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待上一会儿就被蒸得头晕目眩。医生做完一台手术，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医疗队一名姓蒋的年轻医生，靠着从上海带来的一台显微镜，成功完成一例当时属于顶尖技术的断手再植手术。“抗震棚里接断手”，上海专家的高超医术被广为传颂。

而更早一些，在距市区只有几十里路的丰润区，原人民医院前面的一片高粱地里，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医疗队队员，砍掉高粱，搭起帐篷，竖起“上海第二医学院”红十字旗，开始抢救伤员。这是7月30日，震后第三天。提起上海医疗队，唐山人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永远难忘那些可敬的白衣天使。

20年后的1996年，徐建中作为当年上海医疗队一员重返唐山。他又一次见到当年被救助的小女孩，她已经是一名全国著名的残疾人运动员了。

大地震后，上海市先后派出56支医疗队、2000多人次参加唐山抗震救灾。1976年10月以后，其他医疗队相继离唐，上海医疗队和南京军区医疗队仍留在唐山，帮助防疫灭病、培训医生、重建医院，直到任务彻底完成。上海市共派出4批医疗队，在唐持续两年时间。

30年过去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已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并于2005年与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震后仅这所医学院就有500人次的医疗队员参加抗震救灾，占上海医疗队总数的四分之一，救治伤员1万多人次。当年正值青壮年的医疗队员，而今已两鬓斑白，但他们的心依然年轻，记挂着曾倾注过一片爱心的唐山。

这是当时发生在“大后方”的一段经历：

1976年7月28日上午，卫生部紧急通知上海市组织医疗队，准备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上午9时30分，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市卫生局组建13个医疗队，各区县组建30个医疗队。

会上要求，每支医疗队至少包括3个骨科（外科）医生、1个内科医生、1个麻醉医生、1个药剂师、1个检验员和3个护士，配备1名指导员（党政干部），强调医疗队队长、副队长一定由医生兼任。

下午，上海第二医学院布置任务，决定首批派8支医疗队、127人奔赴灾区。

当时，大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灾情有多重。下午4时，照例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重大新闻的时候，他们在火车上听到，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30日早4时12分，火车到达天津杨村车站，前面铁轨拧成麻花，铁路中断。11时30分，“二医”医疗队乘小飞机到唐山机场，留下一部分人在机场抢救伤员，其他队员陆续坐卡车到了丰润区。

经过唐山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锻炼，医疗队员们不少人成为业务骨干。徐建中2005年做过初步统计，仅“二医”赴唐山的医疗队员中，后来就出了4位正厅级领导、4位副厅级领导和1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处级干部、专家教授就更多了。

余贤如后来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务委员会主任，1997年底退休。他说，地震前上海缺煤，照明都成问题，是唐山人民提供了优质煤炭，救了急。“如果没有唐山对上海的支持，也就没有上海的今天，两个城市血浓于水啊。”

1996年7月9日到16日，余贤如率当年“二医”医疗队部分队员重返唐山，并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举行义诊。如今，返唐的医疗队员中，仁济医院的黄定九教授、瑞金医院的张沪生教授等，都到了退休年龄，但仍在值专家门诊。而当年的“小医生”刘锦纷，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副院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著名小儿心胸外科专家。

汶川大地震在救护和转运伤员的规模和数量上超过了唐山大地震，在那里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震后不到5分钟，成都军区总医院就紧急部署，迅速设立了4个临时救助点，震后7分钟就收治了首例伤员。5月12日晚8点，由武警总医院22名专家组成的救援医疗队，搭乘专机由首都北京飞赴灾区。与此同时，从成都到北京，从上海到广州，从哈尔滨到乌鲁木齐，从唐山到石家庄，一支支医疗队从全国各地紧急飞往灾区。

大地震发生后，成都、德阳、绵阳、广元等地医院伤员爆满，医疗资源紧缺，医生超负荷运转。根据唐山大地震的救援经验，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统筹全国医疗资源，适度分流、转运，收治受伤群众。截止到5月31日，四川地震灾区累计向全国20个省区市的340多家医院转送地震伤员10015人，为此动用了21次专列，99架包机以及万余次救护车和5000多名医务人员。

胸外科专家。

这一天，四川地震灾区首批77名伤员抵达河北省石家庄市。他们将在省会6所医院接受“一对一”的护理和治疗。

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抗震救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救人是第一任务，是抗震救灾的重中之重。石家庄为伤员提供了良好的救治条件，6所收治四川地震灾区伤员的医院在生活保障方面做到了“八个一”的要求：一套新的病号服，一套新被褥，一套新内衣内裤，一束鲜花，一套洗漱、洗涤用品和餐具，一份慰问金，为伤员及家属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为伤员及家属做一次心理疏导。每名伤员补助500元，还特意安排了川菜厨师以及“一对一”的人性化护理。

6月15日，在河北医大二院接受治疗的11名四川地震伤员康复出院。当天15时11分他们乘坐K117次列车踏上归程。据悉，这是河北医大二院收治的伤员第一次集体返乡。

“妈妈，再抱我一次吧，回家后我想你，就给你打电话。”7岁的邱彦铭哭着扑向护士沈倩的怀里喊着。

沈倩紧紧地抱住邱彦铭，哽咽着：“好孩子！”

就要开车了，可哭红了双眼的小彦铭仍不肯松手。

“这个孩子刚来时，我就觉得我们很有缘。”护士沈倩说，小彦铭在这里很受欢迎，既聪明又懂事。有一次她告诉小彦铭，她有一个和他一样大的孩子时，没想到，机灵的小彦铭张口就喊了她一声：“妈妈。”正是这一声充满童稚的呼唤，让沈倩的内心为之一颤。

“好的，以后我就是你的临时妈妈了，你可要听话啊！”虽然沈倩不是小彦铭的分管护士，可沈倩常抽出一些时间来看他，给他买一些玩具和食品。“没想到，这么快小彦铭就要走了。”说着，沈倩转过身去抹起了眼泪。

一踏上河北的土地，小彦铭的妈妈郑学梅就感受到一股暖流。她激动地说：“20天来，总有人来看望我们母子，有送玩具、书本的，也有送食品的，医生护士不断带来礼物。还有和平西路小学和机场路小学的师生们总过来看他……”说起这些，郑学梅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她告诉记者心中的一个遗憾，本来她想给帮助过她们母子的人写一封感谢信，可由于并不认识多少字而没能如愿。临行时，她一再嘱托沈倩，一定要替她把感谢转达给每个好心的河北人。在这里，她向医生护士们深深鞠了一躬。

在11名伤愈出院者中，9岁的施杰是另一个焦点人物。作为第二批来河北救治的伤员，施杰在地震中被砸伤了盆骨，同时也造成左侧锁骨骨折。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施杰很快痊愈并达到了出院标准。

在送别仪式上，当医院工作人员把鲜花、食品、卧铺车票，以及200元零用钱放到每个出院者手里时，含着泪水的孩子坚持要把鲜花献给在场的一位年长的医生：“我要感谢伯伯们，是他们治好了我的伤。”

卢世璧是我们唐山人尊敬的白衣天使，当年他抢救了无数唐山地震中的伤员。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骨科教授。如今已经79岁的卢世璧，又出现在汶川地震的救护现场。

这位老人的步履有些蹒跚，目光有些疲惫。但他一刻不停地在病房间奔走，他的出现，总能让饱经创伤的人们安静下来。自5月14日随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医疗队进入灾区，卢世璧已检查、救治了600多名伤员。但他还总埋怨自己行动太慢：“我走得快一点儿，或许就能多救一个人。”几天的奔波，使他的脚上磨出了大大的血泡，这让卢世璧的步伐变得一瘸一拐。

卢世璧是主动请战到灾区的。这位中国著名的骨科专家先后参加了1966年邢台大地震、1975年营口大地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救人不计其数。尽管领导知道他有着丰富的抢救经验，但还是犹豫了。他的年纪太大了，汶川灾区情况极为复杂，生活条件也差，他能吃得消吗？卢世璧看出领导的为难，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他发誓一定坚持住。他动情地说：“我在家里看电视一直流眼泪，常常彻夜难眠，与其这样，我还不如上前线，那里的伤员需要我啊！”领导被他的勇敢感动了，只好无奈地答应了。15日上午，卢世璧院士在灾区一线为伤员做手术时，看到一位刚接受过截肢手术的伤员截肢内又出现积液坏死，这是很危险的。他果断地说：“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处理！”来不及上手术台，卢世璧戴上手套、穿上手术服，直接在病房里开始做二次打开清创手术。汗水顺着卢世璧的额头一串串流了下来。

一个人有再大的能力，如果不用来为人民服务，也是没有价值的。最快的速度，最精湛的技术，最深的爱心，卢院士以他的行为，诠释了院士“不仅是知识的权威，更是道德的良心”的真义。

地震发生时，都江堰人民医院的5名医护人员，正在为一名病人做阑尾切除手术。面对强震、断电，他们在短暂的惊慌之后，没有放弃病人逃生，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留下。在应急灯的照耀下，他们大约用了半小时，为病人完成了手术，并抬着病人走出了大楼，成为这栋楼里最后逃生的人。如果大楼倒塌了，他们毫无疑问，就是埋在废墟里的人了。

医生邹建文介绍了当时的情景。下午2时30分左右，一名护士，一名麻醉师，医生曾令春、易勇和邹建文，正在四楼手术室，为64岁的病人杨某做阑尾切除手术，并已经成功切下了阑尾。突然，地面强烈震动起来，连手术室的空调机都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手术室的灯也突然熄灭了。一片漆黑中，出于本能，医护们伏在手术台上，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息，但没有人丢下病人独自逃生。等震感过去，医生们站起身来，没有人提出终止手术，也没有人逃生，出于医生的天职，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留在手术台前。

此刻，手术室外，正在该院庆祝护士节的200多名护士，全院的病人，都感到了强烈的地震。护士们集体蹲下，等强烈的震感过去后，迅速下楼帮助病人们转移。病人们惊慌失措，女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声四处响起。能走的病人在家属的陪伴下走出去，行动不便或是病情严重的病人，由医护人员搀扶着下楼，病情更重的，则由医护人员抬下楼去。新生儿、产妇、刚做了手术的病人、重症监护室内的病人，一个都不少地被安全转移了。

只有这手术室仿佛成为隔绝一切的一个小世界。黑暗中，护士打开了手术室内备用的应急灯，这温暖的灯光照亮了手术室，曾令春医生主刀，邹建文医生做助手，凝神专注。手术像平时任何一个手术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缝扎、冲洗、缝口……特殊的是，手术中，能不时听到屋顶上瓦片掉落的声音，地面在余震中不时波动，在给病人缝合时，又再次发生余震，医生缝合的手也随之微微晃动起来。曾令春医生说：“大家镇静！”他握刀的手没有一丝颤抖。

这台特别的手术，还有一个特别的探视者。邹医生说，或许是害怕医生们丢下病人自己逃生，这名病人的儿子，几次不顾危险来到手术室探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约半小时后，手术终于做完。医护人员们抬着病人走出手术室，走出了大楼，看到外面倒塌的楼房，邹建文的心底突然升起一阵后怕。而病人的儿子则万分感动地对他们说：“真的很感谢你们，困难时刻就靠你们医生了。”

白衣天使们，成为最后撤出大楼的人。余震不断，这里成了危房，当天夜里，病人被连夜转移到了成都的医院。

我们称医生是守护天使，这是由衷的赞美。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常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条街道，他们也只是你身边的陌生人。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面前，他们的生命同样脆弱，但也正是面对这样的灾难，他们征服了恐惧，击退了犹豫，或者毫不退缩地挺身而出帮助他人，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服务公众……不仅仅是卢院士，不仅仅是张瑛，还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张教授，他累倒在手术台前，心脏停止跳动近1分钟，仅仅休息了一个晚上，74岁的老人又重新站在了手术台旁。像他们这样的医生很多。在这一刻，他们原本普通的面孔，因为勇敢坚毅而熠熠生辉。于是在这一刻，他们不再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陌生人，而是与我们生死与共的亲人。只有超脱生死的境界才会做到处事不惊。请记住他们的面孔，记住那一颗颗勇敢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