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士风之转变，从表层看，首先和明朝政体变换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明初政体，大体沿汉、唐旧制，但内阁权位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有位无权，只显尊崇而已。朱元璋开国之后，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罢宰相之职，分权与六部尚书，以尚书任天下事，而侍朗副之，又以言官如御史等职制衡之，殿阁大学士不过顾问而已。当是时，皇帝独操天下之威柄，大学士鲜有参决政事，其纠劾由都察院，章奏则付与通政司，平反则有大理寺，此即汉九卿之遗意。军队则分五大都督府，而征调之事归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管兵刑钱谷，其官员考核则属府部，故明朝前期以吏、户、兵三部的职权最重。

然而自杨士奇开始，到嘉靖朝的严嵩当政后，内阁大学士的权位日重，最终又统六部尚书于其下，首辅大学士几可视为真宰相，惟首辅之下尚有数位大学士，略与分权而已。

至此，明季士风与政体的关系开始体现出来，党争也因此大兴。往者谈及中国思想史，大多注意于思想历程之转变；论党争者，则多留意于厉害关系等等；言政体者，专注于制度及职官变迁。可实际上，这几个问题之间有着极紧密的联系，不能将其割裂独立看待，盖因任何思潮都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明朝的内阁制度以及票拟制度，虽然可以让内阁大学士代皇帝票拟意旨，但却尚需内监递批红以确认。由此内阁之权越重则内监之权亦日重，往往内阁大学士需与内监相勾连方能顺利办事，故而朝纲日坏。到刘瑾得宠时，则彻底演变为内阁亦不得不听其命，满朝事体全取决于内监之手，其时民间谓正德为“坐皇帝”，刘瑾是“站皇帝”、“立皇帝”。之所以会这样，据《明史》《职官志》说，就是因“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阉党传》则进而道：“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正是由于在刘瑾当政时期明朝政体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故在这方面学界对刘瑾其人的关注，也一直都高于之前的王振和之后的魏忠贤。

内阁权重导致了内监权重，而原本可以相互制衡的六部又听命于两者之下，政治一旦缺失了制度的制衡，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主事者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以此来决定其处事公正和决策得当与否。这种完全依赖个人能力和品格、缺失制度制衡的政体，自然无法保持公正和利益均衡的一贯性，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朝中大小官吏的任命及政绩考核。

可用来为此做注脚的是，在万历朝的前十年间，由于有位个人能力极强又十分强悍的首辅，也就是在中国史上都是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所以其间矛盾虽然不少，但均被张居正压制下去。因其个人能力极强，又与太监冯保联手，同时还得到了后宫的支持，是以单论政绩，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国势是非常不错的，可说是明朝继洪武、永乐之后又一个极为富强的时期，称之为中兴并不为过，甚至可以说相当强盛。

但张居正在位期间，这个关键的政体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些因此而起的弊端基本都被他极为出色的个人能力暂时压制并积累了起来。

在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基本都是些平庸之辈，于是，问题出现了。

在缺少了象张居正这样一位有着极强个人能力的执政者后，之前因政体转变而产生的官吏任命和考察等一系列积累下来的弊端，马上开始显现出来，很快就引发了万历朝的“癸已京察”“辛亥京察”“丁已京察”等数起大纷争（3）。

这些纷争直接可以看见的结果，就是使得朝中门户党派之争大兴，纲纪朝风日益败坏。其门户当时有以人名称的顾（天飐）党、李（腾芳）党，有以地域划分的秦党、南党、昆党、宣党，有万历四十年之后大盛的齐党、楚党、浙党等等，而在明季政局中鼎鼎大名的东林党，也是因“癸已京察”之纷争而兴起的。

有明一代最惨烈的党争，自此发端，且愈演愈烈，朝野风气从此大变。所谓明之亡亡于神宗，如果从另一角度阐释，也可以说是起自神宗朝的党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癸已京察”，是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考功司郎中赵南星负责的。

按照明旧制，吏部之权特重，居于六部之首，它负责官员的选授、封勋、考课，而内阁大臣则至多领尚书衔兼殿阁大学士，但不领铨选。然而自张居正开始，吏部开始听命于内阁首辅，在张居正死后，经过宋壎、陆光祖两代吏部尚书的努力，终于又夺回了权利，得以继续与内阁首辅相抗衡，哪怕是在礼仪上也再次回到了平起平坐的时代，譬如道路相遇无须避让等等。唯一没有夺回来的权利，是在京察时官员的去留问题上，吏部还是要先告知阁臣，才能上奏皇帝。

孙鑨上任后，一方面试图夺回原属吏部现在落入内阁的权利，一方面为了澄清吏治，于是在顾宪成等人的协助下，和李世达、赵南星一起，不徇私情地罢免了一大批冗官、贪吏，其中有他们自己的亲戚，也有各级官僚的门生和亲属，并且将处理结果不经内阁，直接上奏皇帝。

如果只是处罚官员也还罢了，这多少还有点转圜的余地。但他们想夺回原本属于吏部的权利，越过内阁直接上疏皇帝，这就触及了现在内阁势力的立足根本，是以他们直接得罪了以首辅王锡爵为代表的内阁势力。

经过数个来回的较量，这次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以首辅王锡爵为代表内阁势力大胜。孙鑨被停俸，赵南星被革职为民，不少为赵南星叫屈的官吏也受到谪谴，如高攀龙、顾宪成，另外受牵连的还有李世达、赵用贤、陈泰来、顾允成、于孔兼等不少朝臣。次年，顾宪成终于也被逐出朝廷，遂于家乡起东林书院，东林党因此而起。

“癸已京察”不但引发了朝中的门户之争，也是东林党兴起之发端，这一事件对万历朝及以后的明朝政治格局，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癸已京察”中的主力干将赵南星等人，日后也基本都成了东林党的主力干将。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的“辛亥京察”，北京的主持者大都是东林党人，所以齐、浙、楚诸党遭到了他们的打击。但南直隶的京察却为后来的齐、浙、楚三党中人所把持，故在南京的东林党人受到了排斥。正是因这次“辛亥京察”南北两直隶的形势不同，科道言官中又形成了依籍贯划分的齐、楚、浙三党。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的“丁已京察”，齐、浙、楚三党势力大盛，由楚党的吏部尚书郑继之、浙党的刑部尚书李志和考功郎中赵士谔主持，因此东林党人在此次京察中几乎被驱逐殆尽。

其实党争并不只是在京察中存在，考核地方官吏的外察中，也同样严重，只不过因地方官员不如在首都的官员那么集中，那么朋党关系复杂，所以影响没有京察大而明显。

通过这几次京察，朝臣们的党派归属一步步地开始明确和巩固起来，党争之风日盛，几乎使得朝中大臣都卷入了党争，大有不依附于一党一人，在朝中就无法立足之势。在《明史》《赵用贤传》中，对万历党争之起有如许言说：

自是朋党论益炽。（吴）中行、（赵）用贤、（李）植、（江）东之创于前，（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这以后，东林党人一直到天启朝才再次获得朝政大权，但他们却和对方一样，不但不以国事为重，反将排除异己党同伐异的行动进一步加大，以至朝野党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的“癸亥京察”，又轮到东林骁将赵南星来主持。他乘机对齐、浙、楚诸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导致此三党人物为了自保，不得不联合起来并依附于魏忠贤门下，终于形成了以魏忠贤为首、齐浙楚三党为辅的明季阉党，自此开始了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的血腥政治斗争。

针对天启三年这次京察中东林党人的报复行为，前辈学人谢国桢先生曾道：“天启三年的京察，赵南星未免作的太辣，但魏忠贤的残戮，又未免太毒了（4）”，等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余以为谢老斯言甚为是。

如果说党争开始只是纯粹的政见和价值观分歧的话，那么到后来则彻底沦为了全然不顾天下国家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个人恩怨之报复，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齐浙楚三党，都莫不如此。此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亡，甚至明亡之后还在继续，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消灭。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东林党人对万历朝之后士人和官场风气之败坏，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即使不是全部，最少也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我的这种指责，就是基于因东林党人而起的这一系列京察事件（虽然万历二十一年癸已京察时尚未有明确的东林名号，但其中主持人正是因此于二十二年起了东林，癸已京察的骨干几乎就是东林骨干，以后的几起京察大纷争又多由东林党人出手而起，故有此说）。

因为明代官吏的大计——也就是京察和外察，在万历之前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虽然其考核过程并不是非常之严格和规范，但无论清官、冗官、贪官，都莫不视被考核察典点名批评为终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点，这在当时政治和风评上都是极严重的问题，所以人人凛然，廉耻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种他律，也让官员们因此而自律。

然而从“癸已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已京察”之后，在大计中被点名弹劾者，几乎人人都知道是因党争而致，与被弹劾及被计官吏的品格和政绩几乎再无什么关系，所以实际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评判标准职能，彻底沦为了一件党争工具，甚至可说是成了党争的代名词，士大夫官僚们也因此彻底失去了对大计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计当一回事，其凛然及廉耻之心自然也荡然无存，故而吏风日坏。

在《明史》《选举志》中，对万历朝党争及“辛亥京察”“丁已京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样说到：

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至万历时，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而群臣水火之争，莫甚于辛亥、丁巳，事具各传中。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东林党人当初的主观动机如何，后来对峙双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终出现了这样一种客观结果，我认为身为引发和加剧这种状况的东林党人，是断断难辞其咎的。

另外，如《明史》所言，这些纷争除了引发党争，还使朝中“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一向负有纠察风气、弹劾官吏之责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们时时抨击**，与以内阁、内监为代表的执政方势同水火，在政治上形成了极为清晰的对立格局：“初，言路为（张）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自是言官与**日相水火矣”（5）。而吏、户、兵等府部势力则时而自成一派，时而摇摆不定，因时因利因人而定，为两者之间一股时明时暗的势力。

不过这种言官裁量执政，与**日与枝拄的局面，虽然不排除有意气相争不顾大局的时候，但也使明代言官在大多情况下，尤其是中叶和晚明初期，得以秉持了难能可贵的士人气节，而当时的言官清议也基本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有相当数量的言官不畏生死仗义直言，乃至以身殉道，如历经万历、光宗、天启数朝在天启时被魏忠贤迫害惨死的御史左光斗、杨涟等人，便是其代表人物。

正因为相当部分言官和清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和社会舆论，并且敢于仗节直言的言官们又往往有着相当良好的个人品格和素养，因此普遍为民间所推崇，其清望也日益高涨，到了最后，言官和清议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官吏甚至内阁大学士的任命。如崇祯朝的周延儒，就是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在野势力推上了首辅之位；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明军兵败辽东大凌河，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时任宁前兵备佥事，因此被坐削籍，巡抚方一藻、监视太监马云程惜其才，均上书请留，朝廷以为可，然而陈新甲却道：“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6），凡此等等皆可体现当时言官清议之威力。

只是言官中一样会有趋炎附势及无耻之辈，因此言官清议虽大体为持节之论，也未必全都是好的；又清议之力既然日盛，自免不了有厉害，有厉害就有党派，有党派也就开始了党争，于是言官清议最终不免还是多少变了点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