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盛世怎么少得了太监，虽然钱宁、江彬足够凶险，但武宗朝最著名的贪官还得算刘瑾，某种意义上他已经突破了“官”这个层面，因为他已经被人称作“皇帝”——虽然不坐龙椅，是站着的“立皇帝”。

刘瑾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耳濡目染，觉得太监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于是也阉割入宫。结果进了宫方知宫廷险恶，很快就获罪被判死刑，还好明孝宗仁厚，将其免死，但贬至太子东宫做苦差。谁知这反而成了刘瑾的人生转折，他竭力讨好太子，成了东宫宠婢，一旦太子登基，他顺理成章就会成为正宫太监。宦官和文官不同，是皇帝私人的奴婢，一旦换个皇帝，后宫人员几乎要全部换班，新皇帝会把太子东宫的太监宫女都带进正宫，“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现象在明朝是指宦官而不是文官。明武宗，一个游龙戏凤的风流天子，他当了皇帝，小伙伴们可就都发达了。

明武宗从东宫所带宦官中有八人权势极大，号称“八虎”，与“跋扈”谐音。这八人分别是：刘瑾、张永、谷大用、马永成、丘聚、罗祥、魏彬、高凤。其实刘瑾起点不算高，刚进正宫时仅任钟鼓司掌印太监。明代内宫二十四衙的十二监、四司、八局中，钟鼓司排名第十四，离权力核心相当远。不过刘瑾非常用心，钟鼓司的职责是掌管后宫礼乐歌舞表演，刘瑾就深挖这个职能，将很多民间的野路子带进宫来，大大称了明武宗的心性。刘瑾更深知明武宗喜欢玩儿角色扮演游戏，但他当时没有资源满足明武宗演将军、武侠的需求，他手头只有一些太监、宫女的资源，这能演什么呢？刘瑾将后宫装修成街市，让太监、宫女扮作商户、百姓，让明武宗从中取乐。甚至有传说称刘瑾将后宫某些庭院装修成妓院，让宫女扮作妓女，自己扮作龟公，让明武宗扮嫖客来游乐。刘瑾如此用心地满足皇帝的癖好，很快被提拔为内官监掌印太监。

内官监是掌管后宫采办、营造、库藏等事宜的衙门，曾经是内衙之首，著名的郑和公公当年就是内官监太监。但后来内官监权势太大，皇帝有意打压，扶植司礼监取代其地位，实际排名掉到了司礼、御马、御用等监之后，虽然比钟鼓司进步了不少，但仍然略显边缘。万万没想到，一次来自外廷的攻击，反而促使刘瑾走上人生巅峰。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告诉明武宗，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其实都是肥缺，他们蒙皇上恩典捞了那么多，却不贡献点出来，太不够意思了，于是明武宗下令每位镇守太监先交纳一万两贡金。这简直是丧伦无耻，公开激励贪腐！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率户部尚书韩文等重臣入谏，请立斩刘瑾这个奸贼。明武宗令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到文渊阁去和宰相们商议，看能不能将惩罚降低到贬至南京。刘健等坚持不可，一定要杀刘瑾。王岳等几位都是前朝遗留下的老太监，地位受到刘瑾等新贵的威胁，也很嫉恨“八虎”，于是与刘健等合谋，准备内外夹击，他们先回去向明武宗表示阁臣们说得有理，捅刘瑾一刀，第二天上朝时诸臣再给其致命一击，内外说辞俱已合计妥当。

未料文官中出了叛徒，吏部尚书焦芳紧急把情况告诉了刘瑾。刘瑾大惊，连夜率八虎围住明武宗，叩头哭求。一直哭到明武宗心软，刘瑾才说：“王岳这些老太监想害奴婢等，他们跟外廷勾结，想阻止皇上出入，所以先除掉我们这些障碍。这样下去，皇上的鹰犬损失成千上万啊！”明武宗一听是想阻他出入游玩，那可不行！尤其外臣也就罢了，你们这些太监是私奴，怎么也这么不称主子的意？刘瑾再适时地补上一句：“如果司礼监用人得当，怎会让这些人得逞？”明武宗立即下旨，刘瑾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马永成提督东厂。恢复西厂，由谷大用提督。当夜，收王岳、徐智等太监发往南京充军，后在途中杀死。以往换皇帝确实意味着后宫势力的重新分配，但也未有过如此剧烈的动荡，刘瑾这次堪称太监中的政变。

第二天，大臣们如约上朝，却发现形势不对。刘健等按原计划向明武宗揭发刘瑾的贪腐行为，明武宗却说：“太监能贪多少？我看前朝不法行径，十之六七都是文官干的。”继而得知刘瑾已经升任大公公，刘健等宰相见明武宗宠幸私奴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以内阁集体辞职为威胁。万没料到明武宗居然就坡下驴，准了他们请辞的奏章！这就完全不是成年人的游戏规则了，但明武宗就是个生性放纵的顽童，刘健、谢迁堪称一代名臣，遇到这个对手也只好认栽。

刘瑾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揽权招贿的本事超过了历代大公公。太监并没有实权，大公公的权力只是来源于皇权的散逸，刘瑾非常用心地搜集这种散逸出来的皇权，他的一大技巧是侦查清楚了明武宗正在嬉戏时就去奏事。明武宗玩儿得正开心，被政事所扰非常厌烦，立即跑开，边跑边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拿这些事来烦我？”之后刘瑾便经常直接加盖御印，不告诉皇帝，皇权便大量沉入他的手中。以至于时人论及称大明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坐皇帝”指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明武宗，“立皇帝”便是指立在他身后的刘瑾了。刘瑾这个技巧很可能来源于秦二世（赵胡亥）权臣赵高揽权的典故。赵高是秦始皇之子秦二世的近臣，干的工作和后来的太监很类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太监。赵高专权的技巧是侦知秦二世玩得正在兴头上时通知丞相李斯来进谏，每次都弄得秦二世很扫兴，李斯也越来越得罪皇帝，逐渐失去信任，赵高得以专宠。刘瑾将这个典故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堪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愧为贪官奸臣界的大理论家。当然，揽权也是为了贪污，在贪污受贿的方式方法上，刘瑾也用心作了很多创新，以巩固其理论地位。

刘瑾的第一个创新发明是“见面礼”，意即新进京上任的官员，都得向他进献见面的礼金。见面礼的金额据说最初以一千两白银起价，之后越来越高，以至于到了五千两甚至上万两的地步。有些官员刚上任，还没捞够那么多钱，于是向京城富户预借，捞够了连本带利还给富户，谓之“京债”。这种钱借出去一定收得回来，而且利息不薄，京畿富户争相出贷，竟然成了一个不错的理财产品。从地方提拔到京城的官员贿赂这个资源开发得差不多了，刘瑾又考虑开新矿。当时地方官也都是从京师派出去的，每年要定期回京述职。刘瑾宣布，回京述职的地方官也要向他进献厚赂，后来扩大到京官出差回来也要进献，因为在他眼中出差就是去捞钱，捞了钱不给我送怎么行？由于这一类礼金是出去回来答复时给的钱，所以称作“谢礼”。侍郎韩福在刘瑾的安排下巡抚富裕的湖广（今湖北、湖南），前后送给刘瑾十余万两“谢礼”。还有一个发明是“贺印钱”，意思是官员一遇升迁，都要给他送钱。官员升迁的诰赦文件中有一个环节是皇帝加盖御印，这个手续往往就由司礼监掌印太监代劳，所以任何官员的升迁都绕不开刘瑾，刘公公通过盖这个印恭贺你升官，所以要收“贺印钱”。尽管刘瑾掌握的只是一道形式上的手续，还是代掌不是实掌，但升迁是多么好的事情，谁也不愿在这个好时候在手续上惹麻烦，于是往往就把这所谓贺印钱给了。

刘瑾的创新发明还很多，不少都被后来的贪官学习沿用，其中“见面礼”“谢礼”之类的名目后来竟然成了常用词，所以刘瑾在贪腐界而言，不仅工艺水平高超、实践成果丰富，理论上也颇多建树，堪称大家。而且刘瑾还懂得张弛有度，甚至有自我纠察的勇气。有一次给事中周钥出差回来，没有钱送给刘瑾，竟然急得自杀了，舆论反应相当恶劣。刘瑾的党羽吏部尚书张彩趁机劝他：“官员们给刘公送的钱，必然也不都是私财，很多是在京城借贷的钱，再贪污国库或盘剥小民去偿还，他们贪的钱中送给您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出了问题却要怪到刘公头上，您何苦要敛怨贻祸呢？”刘瑾听从了建议，分派给事中、御史调查挪用公款给自己送礼的情况，重处了好几位送钱的官员。官员们见风向突变，大惊，连忙找钱来弥补亏空。尚书顾佐、侣钟、韩文以下数十人存在这种情形，受到弹劾。两浙都转运盐使杨奇挪用了大量盐税来行贿，现在查到头上，只好散尽家财甚至卖掉孙女来弥补。刘瑾收钱大胆，又懂得该在什么程度节制，这种境界更是受到贪官们的无尚景仰。

不过收受贿赂毕竟是小头，刘瑾捞大钱的方法还得算大开皇庄、皇店。

皇庄是皇室私有的庄园，开展放牧、种植、加工等多种经营，赚取利润。和西方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封建君主制不同，中国皇帝的家、国分得还是很清楚的。比如御马监下辖的腾骧四卫就明确是皇帝私军，而不是国军，财产也是同理，国库和内帑泾渭分明。皇室的俸禄虽从国库支取，但数额有法可依，不是予取予求。不过正常情况下皇帝本人的开支非常充裕，并没有捞私财的动机，皇庄、皇店这套玩意儿主要是皇帝用来赏赐宗室、太监用的。明朝前期皇庄很少，第一个见于明确记载的是曹吉祥谋反被诛，其财产抄没后设立了一个皇庄。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户部尚书李敏曾向朝廷汇报，共有五处皇庄，占地一百二十八万余亩。最初皇庄的所有权均属仁寿﹑清宁﹑未央三宫，每年所收利润称“三宫子粒银”，但实际上后来后宫、宗室甚至后妃、太监的家属纷纷取得皇庄，渐成明中叶之后的一个弊政，此风正是盛于刘瑾。

明武宗登基后，刘瑾立即建议大开皇庄，第一个月就开了七处，后来又陆续开了十余处。《明史》称一共开了三百余处，此说又过于夸张了。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继位，对之前的皇庄进行了全面清查，计有36处，占地3759546亩，其中可考证的至少有21处为正德年间所立。三宫参照民田税率抽取每亩三分银利，每年可收取十余万两。但明朝的税率非常低，田税只有1/30，剩余的钱就都落入了管庄太监的腰包，算下来恐怕有三百余万两，已经超过了当时两百万左右的国税总额水平。

事实上，除了皇庄，还有牧场和皇店两项数额也很惊人。

所谓牧场，是指御马监牧马的场地。御马监既然理论上是养马的，自然应该有马场和草料场。后来有了腾骧四卫、旗军、勇士等皇帝私军后，这方面的需求更大，不断增置马场。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定下御马监牧场的规制，驯养象、马、驼、牛、羊共一万八千头，每年向民间签约的一些草场定额征收饲料十八万二千余石、草四百九十六万余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草场随时可能转型不做，固定征收实物越来越困难。刘瑾给出的解决办法有二：一是御马监自己建设一些草场，稳定供给草料；二是实物折算成银两，向原签约草场征银，再到市场上去买草料。这确实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做法，但也留下了更多权力寻租空间。而随着四卫、旗军、勇士等皇帝私军的扩张，御马监表示马匹用量也越来越大，早已不是当初蒙古逃民带来那点马匹够用，必须大开牧场自己养马。根据嘉靖初清理的结果，御马监下属共有马房20处、牧场56所，共占地二百四十余万亩。但事实上，御马监的牲畜只剩下三千九百余头，按户部一匹马配给150亩牧场的定额计算，这些牲畜最多只需四十一万亩牧场，那其余近两百万亩牧场都到哪儿去了呢？当然是被太监们开垦成私田来营利了。如果依然按每亩0.9两白银的产出比例计算，牧场这一项的产出略计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接近一年的国税收入水平。至于御马监还要向皇帝支取一些费用去购买草料，过手的银两也不少，太监们的油水就更多了。

更可怕的是，在牧场改为私田的这个过程中，太监们趁机扩大田界，强侵民田、民宅的行径更是不可尽数，将封建社会最害怕的一件事——土地兼并发挥到了一个**。皇庄、牧场大多在北直隶境内，数十座皇庄、牧场将人民的生存空间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激发了杨虎和刘宠兄弟（俗称刘六、刘七）起义，席卷北方数省，历时数年，极大地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但这些问题都不在太监们的考虑之内，打起仗来他们派监军太监出去打仗立功更开心。刘瑾真正比较关心的问题却是皇庄、牧场都是归御马监掌管，自己没那么方便开捞。对此，刘瑾很重视内宫署衙的权力整合问题。

明代权阉大多是从小在司礼监、御马监最差也是御用监长大的，刘瑾的起点却很低，在钟鼓司、内官监等多个边缘部门经历了多岗锻炼，他自身对司礼监或者御马监都谈不上很深的感情，但这恰恰更利于他成为第一个一统后宫的权阉。之前司礼监和御马监常年争权夺利，结下梁子不少，矛盾越积越深，现在刘瑾一来，力促二十四衙和谐统一。当时司礼监二公公马永成、御马监老大谷大用都是“八虎”成员，愿意与刘瑾共谋大业，其余小衙更是诚心归顺，刘瑾不难成为第一个一统后宫的权阉。张锐、钱宁造成厂卫合流的局面本已黑暗，现在刘瑾又造成司礼监、御马监合流的更新局面。而且刘瑾还留了个心眼，他嫌东西厂分立的局面还不可靠，发明了“大内行厂”，由自己亲自率领，地位更在东西两厂之上，做派也比西厂更加狠毒，甚至将很多太监、后妃都置于内行厂的监视之下。

由于出身特殊，刘瑾身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但并不袒护司礼监，相反还有意打压司礼监，扶植御马监，似有一种超脱狭隘身份，一统整个内宫的态势。武宗朝是御马监权力恶性膨胀的一个时期，不但继续掌管腾骧四卫等皇帝私军，还保住了到明军中监枪的职能，甚至出现了御马监太监张锐提督东厂这个史上唯一的特例。刘瑾还把很多原属司礼监的镇守太监肥缺让给了御马监，当然，最大的财源还是皇庄、牧场，在刘瑾的策划下大发横财。贪官是很容易得寸进尺的，御马监的公公们心潮澎湃，又准备大搞皇店这门生意。

所谓皇店，就是皇帝开办的店铺，动用国家资源来采办、运输货物，到价高的地方出售，属于典型的公权力直接插手市场行为，但这就突破了刘瑾的节制界线。正德初年，御马监掌印太监谷大用在一位临清镇守太监的建议下，奏请在临清（山东西北部）开办皇店，刘瑾不允，还惩罚了那位临清镇守太监。不过已经被刘瑾喂肥了的御马监贪官们岂肯罢手，在刘瑾死后的正德九年（1514年），御马监太监于经又奏请在京师九门外和宣府、大同等边镇开办皇店，这一次明武宗准奏。皇店开在边镇恐怕是为了便于走私，尤其是一些违禁战略物资，反正皇店海关不敢来查。皇店每年要上缴子粒银八万余两，接近皇庄的水平。但考虑到明朝的商税比田税低得多，只有1/50，如果皇店也是参照这个税率上缴的话，那说明总利润高达四百余万两，足足是国库收入的两倍！立此大功，于经受到明武宗大奖，其父授锦衣都指挥使，母、弟均有封赏，敕建祠堂。

皇店尽管一度受到刘瑾的否决，但在他死后很快就大行其道，实则也是刘瑾大开皇庄、牧场的延续，不能认为与其无关。这三者同为明武宗朝最具标志性的弊政，也都是刘瑾这个贪腐界的大理论家留给后世最严重的新病种。尽管明世宗一登基就立即全面清理并革除牧场、皇庄、皇店，但这种方法却被后人所学，清朝又全面恢复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皇庄、皇店直到辛亥革命才予以革除。

牧场、皇庄、皇店三项每年向内府上缴子粒银共计二十三万两，约为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极大地强化了内宫的财力。如果参照民间税率折算，这三者实际年利润高达九百余万两，是国库岁入的四五倍，这些钱便都落入太监们私人腰包。那么到底有多少是直接流入刘瑾个人的口袋呢？现在已经无法确切计算。2001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总结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6位中国人上榜，刘瑾“光荣”地作为明朝的代表名列其中，盖过了严嵩和魏忠贤。《华尔街日报》考证了刘瑾财富数额的三个可能版本：一是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称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余珍宝不可计数；二是明代中叶史学家陈洪谟的《继世纪闻》，称有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三是《明史纪事本末补篇》，称有黄金2987万两，元宝500万锭，白银八百余万两，另有宝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钩三千，玉带4162束。这里的有些说法不但超过了明朝三百年的总财政收入，甚至超出了当时中国境内贵金属总量，显然不可尽信，不过也从一个侧面重重地警醒了世人，当一个宦官掌权时会发生什么。庞大的牧场、皇庄、皇店及其附属产业确实产生了远超国库的可怕利润，不管是否刘瑾个人尽得，总之都是直接从市场上攉取，落入太监们的腰包，这种贪腐的盛世，比起王振、汪直时代的小贪小贿简直不在一个量级。

然而，太监们如果真的是只捞钱也就罢了，关键在于要愉快地捞钱也绕不开真正掌握着国家公权力的文官们。之前太监的步步进逼已经让文官们节节败退，不断认输，而到刘瑾的时代，已经不是败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