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航界有一个传说，从太空舱里用肉眼看地球，可以看到两个人工制品，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嘉靖朝君臣之间的裂痕。

这也是极具中国社会特色和明朝时代特征的政治现象，换个地方或者时代，这个皇帝早就死一百遍，甚至整个王朝都被推翻了。唯独中华帝国大明王朝，出现这种君臣割裂反而是政治体系完全成熟稳定的标志。但裂痕却是慢性病毒最好的病灶，恰如肌肤被割开后最容易感染。贪官打造自己的团队，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在官僚队伍中制造裂痕，在对立矛盾中寻找可以拉拢的人，现在皇帝和群臣产生一道公共裂痕，慢性病毒从未遇到过这么好的病灶。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在亲征（确切地说是游玩）途中突然驾崩，由于他没有子嗣，连亲弟弟都没有，于是大明进入了一个长达37天没有皇帝的共和期，暂由首相杨廷和主持工作。最后，朝廷经议定，按礼法应由兴王朱厚熜继位。现任兴王是明孝宗的弟弟已故兴献王（朱祐杬，“夺门之变”前曾被传闻可能会继承景泰帝帝位）的儿子，朝廷议定将其过继为明孝宗之子，以明孝宗次子的身份继位，这样就保证了大明的世系没有发生偏移。但事实上朱厚熜驾崩后的庙号为明世宗，表明后人还是认为世系在他这里发生了转移。

其实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也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但在宋朝产生了所谓的“濮议”。宋仁宗（赵祯）无嗣，其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继位，既为宋英宗。宋英宗继位后大臣们讨论名分问题，司马光、范纯仁等认为英宗已经过继为仁宗之子，宜以仁宗为皇考（已去世的父皇），以濮王为皇伯考（已去世的皇伯）。韩琦、欧阳修等则认为濮王是英宗的生父，这个事实不能改变，濮王应该称皇考，并在庙堂中以先父的礼仪祭祀，宋仁宗则称皇叔考，以先皇的礼仪祭祀。此事史称“濮议”，大臣们分为两派，争论了一年半，最终韩琦、欧阳修一派获胜，濮王称皇考，三位坚持要求宋英宗称濮王为皇伯考的御史吕诲、吕大防、范纯仁被贬出京。这种事表面上不是天大的事，实际上蕴藏着一个非常本质性的问题——所谓中华帝国，到底一个公共管理体系，还是某一家一姓的私业？如果是私事，我爱认谁当爹是我自己的事儿，外人无权插手。但如果是一个公共管理体系，那就必须按公共秩序来办，大家都有责任来维护，皇室之事无私事，都是公事。

明世宗的情况和宋英宗很类似，也存在亲爹到底是皇考还是皇叔考的问题。但宋朝的“濮议”虽引起不小的波澜，最终还算平稳解决，君臣也没有大打出手。明世宗引发的“大礼议”却旷日持久，无数宰相公卿、文武百官被杖责、罚俸甚至免官。文官队伍本身也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争得面红耳赤，最终造成整个高层的严重撕裂，明中后期的很多问题都是在这道巨大的伤口中孳生发育。

造成如此严重对立撕裂的契机是明世宗发现从选他当皇帝，到过继改宗，再到一切政事，均是由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包办，自己除了在已经拟定好的诏书上签字盖章外，还要按规定动作像木偶一样被支来使去，完成各种仪式。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不仅是公事，文官们对皇权的侵犯如此深入到皇帝的私事，这让14岁的明世宗很难接受，更难理解，传说中的皇帝真是这样当的？

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皇帝还真就是这样当的，只是有些少年不愿面对现实，于是展开了顽强的抗争。这种抗争往往以某个形式上的细节为出发点，实际上是在争夺中确定谁说了算的问题，如果这种细节皇帝说了都不算，那大政方针就更不算了，所以这是皇权和相权的本质之争。明世宗也曾一度想避免剧烈斗争，尝试拉拢文官们，先加封首相杨廷和为左柱国（正一品勋官），杨廷和谢恩领旨。但接下来明世宗又赐礼部尚书毛澄黄金，却被毛澄严词拒绝，而且暴露了他在向文官行贿，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明世宗次年又想加封杨廷和为太傅，之前百余年内阁大学士最高加衔只能到从一品少师，从无加正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先例，这个贿赂不可谓不重，但也被杨廷和严词拒绝。明世宗多次下诏为其父追赠徽号，均被内阁封还，年轻的明世宗被连续当众打脸，勃然大怒，终于与文官们撕破脸，斗争从暗中博弈到了摆上桌面。

明世宗发起这场斗争的首要节点就是杨廷和这个怪老头。杨廷和虽然主持朝廷议定明世宗入继大统，但明世宗没有必要感恩戴德，因为选他完全是根据礼法并由廷议通过的，不是他杨廷和的恩赐，这和王莽、董卓找些小孩儿来当皇帝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中华帝国也是中国社会进入宋明阶段后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特征——皇帝以科举选拔官员，官员以礼法确定皇帝。君臣都是通过很客观的公开程序选人，主观上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扮演好各自的公共角色即可，没有私情可循。

杨廷和早在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入阁，正德七年（1512年）李东阳退休后，杨廷和晋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正德十年至十二年（1515~1517年）因父丧回家丁忧三年，正德十三年（1518年）起继续担任首辅至今。明武宗驾崩后，杨廷和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主持朝政37日，铲除了江彬等一众奸佞，又牵头议定了兴王入继大统，可见其在明廷之威望超然，堪称是明中后期内阁制度成熟后相权的一个集中体现。但现在明世宗就是要勇敢地面对这座高峰，为皇帝把权力争回来！

杨廷和、毛澄等朝臣安排明世宗改宗，一系列的诏册措辞不可能没有一点漏洞，明世宗就此发起了论战。不过明世宗势单力孤，学识水平也远远不及一大帮进士，刚开始处于严重下风。然而就和宋朝的“濮议”一样，文官也并非清一色赞成杨廷和的观点，见皇帝如此不屈，也有一些人站在了皇帝这边。但这其中跳得最厉害的几个却未必都是坚持真理，更有可能是瞅准了机会，站到皇帝一边，以期未来得到皇帝的宠幸。

这类人以新科进士张璁为首。张璁的人生也颇为励志，他很小就有才名，很年轻就考中举人，但连续七次会试都名落孙山，本来张璁已经准备放弃进士梦，以举人出身去谒选州县官（一般可以当县里的局长），但御史萧鸣凤却通过星相算命，对他说：“从现在起，三年成进士，又三年会突然大贵！”这有点像苏格兰王子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看见蜘蛛第八次结网的故事，张璁打起精神参加了第八次会试，果然高中二甲，已经四十七岁了。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张璁没有考选庶吉士，但一个更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皇帝刚登基就和群臣闹翻，而且势单力孤，身边没有一个人，那我现在赶紧站到他那边，不就成了他的头号亲随了吗？

张璁精心炮制了一篇奏疏，论证了父母是人间最大的伦常，不能说当了皇帝就不认爹娘，明世宗的情况和汉哀帝（刘欣）、宋英宗并不完全相同，杨廷和刻舟求剑，实则是在党同伐异！至于明世宗还健在的生母兴献王后蒋氏，虽然没有当过皇后（甚至皇妃），但既然是现任皇帝的亲妈，也可以册为太后，排在昭圣慈寿皇太后（明孝宗皇后）之后，称“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最重要的是，张璁敏锐地指出了杨廷和一个根本破绽——在明武宗的遗诏（实为明武宗驾崩后杨廷和代拟）中，说明了是由兴王朱厚熜继位，没说是皇太子朱厚熜。杨廷和先迎取兴王到京师，再册立为皇太子，再以皇太子身份继位的做法与其自身的说法就自相矛盾。即便抛开言辞细节，杨廷和这帮人以汉哀帝和宋英宗为理论依据，但汉哀帝和宋英宗都是汉成帝（刘骜）和宋仁宗在世时就把他们过继为子，以皇太子身份养育多年后才正当继位。现在明孝宗都驾崩十几年了，杨廷和这帮人代他做主，给他过继一个儿子，再册立为皇太子，这于常理也说不通。所以明世宗就是以明武宗弟弟的身份继承了皇位，与父母辈无关。

张璁此文有理有节，连赋闲在家的杨一清都说：“就算是圣人活过来，也驳不倒他！”其实不需要活过来，当时碰巧有一位在世的圣人——王阳明。王阳明也表示非常欣赏张璁的议论（这可能与王阳明跟杨廷和关系不佳有关）。张璁说出了明世宗的心里话，让他非常感动。这一下子可把一众文官给打懵了，他们本来以为文官队伍是铁板一块，这下出了个叛徒？大家纷纷痛骂张璁背德无耻，不遵公议，却去阿附皇帝。张璁作为新科进士，尚未正式授官，刚冒头就被认定为天下公敌，所以后来被文官阶层视为一代巨奸。

明世宗根据张璁的建议，着手奉迎生母入京的仪式，他坚持要以皇太后的礼仪入京，文官们则坚持要以王后的礼仪。明世宗生母蒋氏已经到了通州，听说朝廷就她入京的礼仪僵持不下，只好在通州暂驻。明世宗听说了，终于忍不住爆发出来，泪如雨下，大哭说这个皇帝小子我不当了，回去继续当藩王算了。朝臣们没想到这个14岁的少年如此决绝，最后只好让步，以皇太后礼奉迎蒋氏入京。之后明世宗和文官们达成了妥协，同意尊明孝宗为皇考，生父为“本生父兴献帝”。虽不是皇考，但避免了成为皇叔，而且也得到了一个帝号。但是张璁却因犯了众怒而被牺牲，进士实习期满就任南京刑部主事，这算是二甲进士初授官的下限，关键是被逐离了北京权力核心。

之后，又陆续有人站在了明世宗一边，右副都御史席书、礼部员外郎方献夫、兵部主事霍韬、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纷纷撰文为明世宗张目，尤其是王阳明弟子方献夫提出“继统不继嗣”的理论，极大扭转了形势。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召张璁、桂萼回北京，两人一回京就发表了七篇论文。文官们知道这两个大敌回来，还敢大肆发文，不禁咬牙切齿，有传闻说文官们准备以当年打死王振党羽马顺的格式，于上朝时在左顺门徒手打死他俩！张璁、桂萼吓得不轻，在武定侯郭勋（开国名将郭英之后）家躲了好几天才敢出门，明世宗特旨授他们为翰林学士，也不敢接受。不过风头过后，张璁、桂萼等约群臣当廷辩论，竟然舌战群儒，不落下风。面对这个形势，杨廷和非常忧虑，拿出宰相要挟皇帝的惯用伎俩——以辞职作威胁。谁知明世宗不认明武宗是亲哥，但他当年就坡下驴逐走刘健、谢迁的招式却学了去——准奏！杨廷和大怒：“你小子耍赖！你当初威胁退位我们就怕了，现在我威胁要辞职你怎么就不怕？”老子就是不怕你怎么的！门卫，下次不用放这个老头儿进宫了！

杨廷和的去职标志着双方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明世宗、张璁一方已经明显逆转形势。

主管礼制的礼部是“大礼议”斗争的风暴眼，礼部尚书毛澄已于嘉靖二年（1523年）愤而辞职，三个月后气病交加而死。朝廷召南京吏部尚书罗钦顺接任，但罗钦顺声称明世宗是想让他去干违礼之事，坚辞不任。这时吏部左侍郎汪俊挺身而出，主动表示愿意接任礼部尚书，并为维护礼制与明世宗作坚决斗争！杨廷和去职后，文官一时群龙无首，新任礼部尚书汪俊约吏部尚书乔宇一道，率廷臣73员力谏。明世宗大怒，切责乔宇、汪俊。之后明世宗开始大肆任免高官，这段时间人事非常混乱，出现大量被任命的尚书、学士拒不上任的情况，甚至内阁到底谁是首相都搞不清楚。最后明世宗诏已经退休的杨一清重回内阁，南京兵部尚书廖纪为吏部尚书，左副都御史席书为礼部尚书。杨一清、廖纪在大礼议中表现为中间派，他们只希望朝政能够尽快安宁，四处调停。但所谓调停肯定是对皇帝比较有利的，中间派很容易倾向于皇帝一边。至于席书就完全是明世宗一派的了，之后陆续接掌吏部、礼部的桂萼、方献夫都是明确的“保皇派”。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在张璁、桂萼等人的积极策划下，明世宗正式宣布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明孝宗为皇伯考。文官们见四年来的抗争付之东流，非常痛心，大批朝臣自发汇集到金水桥南伏阙恸哭。明世宗大怒，将吏部稽勋员外郎马理等143人逮入锦衣卫狱，审理后罚以廷杖，16人被当廷打死！不过这并没有吓退正直的文官们，反而激起了他们心中“文死谏，武死战”的无边正义感。明世宗将生父的神主奉入太庙，这明显违背礼法，因为兴献王确实没有当过皇帝，不能奉入太庙，两个月内，连续两任首相蒋冕、毛纪相继辞职抗议（是真的辞职抗议，不是被骗走）。更壮烈的一幕发生在一大群低级文官身上，他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著名文学家杨慎。

杨慎，字用修，号升痷，杨廷和之子，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状元，与解缙、徐渭一道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以宰相之子的身份考中状元却无任何人怀疑他作弊，可见其文名冠绝天下，无人不服。杨慎本来才名远播，但由于其父在阁，反而影响了他的仕途，初授翰林修撰（法定的状元初授官，从六品）后十三年未得升迁。从这点看，杨廷和、杨慎父子确实做到了身居高位就要避嫌，哪怕是作出重大牺牲，人品家风极其高尚。嘉靖三年，明世宗诏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杨慎率36名翰林官进言：“张璁、桂萼跟我们学术不同，现在陛下既然超擢他们，那说明要用他们那套学说，不用我们的程朱理学了，我们坚决不愿与他们同列。”明世宗大怒，对他们罚俸处理，不过张璁、桂萼也确实被吓倒，一时不敢到翰林院就职。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发生左顺门血案，马理等143人遭到杖责，其中16人被当廷打死。本来明世宗以为如此野蛮的行径足以令人一时噤声，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更激发了杨慎等人舍身报国的坚强信念。杨慎召集在京的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进士二百四十余人，再赴阙前力辩。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是翰林、御史、给事中、主事等六七品官，其实走到路上难免还是有人害怕，毕竟宋明五百年来都号称不以言论杀士大夫，但这次突然当廷打死16人，可谓恐怖至极。看到有些同学面露惧色，杨慎豪气万千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众人听了不再畏惧，随他到左顺门大哭抗议。明世宗更怒，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处以廷杖，杨慎被打得“死而复苏”。十天后，刚能起床的杨慎又约同年进士前往继续抗辩，翰林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盘、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响应，又遭杖责。这七君子被打得血肉模糊，杨慎、王元正、刘济被贬官，其余四人被削籍为民。杨慎被贬到云南永昌卫（驻地在今云南保山），此处离京师万里，但碰巧离杨慎的家乡成都比较近，当地官吏对杨慎看管并不严，他时时可回成都居住。最后，杨氏父子均在家乡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直至终老。

到此，“大礼议”的**算是过去了，在这一连串剧烈斗争中，大多数文官表现得正直不屈，为维护礼法尊严敢于向最高皇权发起正面抗争，有很多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本质上是明世宗意图夺回皇帝实权和文官们坚守公共秩序之间的一次剧烈斗争，有一些文官趁机站队，希图幸进，这其中个人收益最大的还得算张璁。

张璁尽管在“大礼议”之初受了点挫折，被排挤到南京，甚至明世宗诏其为翰林学士都被翰林官集体抵制。但随着“大礼议”的形势逆转，张璁、桂萼等人都迎来了春天。明世宗嘉靖四年冬（嘉靖四年主要在1525年，但此时按阳历算已在1526年），张璁任太子詹事兼翰林学士，主管宗庙一切礼仪。尽管首相费宏明确宣称要抑制张璁，御史言官也密集弹劾，但在明世宗的鼎力支持下，他还是很快升迁。嘉靖五年（1526年）七月，张璁晋升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晋左侍郎，代理都察院工作。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张璁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此时距萧鸣凤给张璁算命，鼓励他再考一次正好六年。嘉靖七年（1528年）一月，张璁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六月就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嘉靖八年（1529年）九月，首相杨一清退休，张璁执掌内阁。嘉靖十三年（1534年）一月，张璁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官至极品。

除张璁外，桂萼、方献夫等也相继入阁，席书以武英殿大学士退休，霍韬虽中途一度得罪明世宗，最终仍得授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保皇派”虽然受尽文官的攻忤，但都得到了很高待遇。其实收益更大的是一位勋臣，就是众臣准备打死张璁、桂萼时保护了他们的武定侯郭勋。郭勋也充当了“保皇派”，大受宠幸，特命掌管禁军，不断加官至太师、翊国公。而且明世宗还特许郭勋组织编纂了《英烈传》，大肆弘扬其祖郭英的丰功伟绩，甚至宣称当年正是郭英射死了陈友谅（朱元璋统一全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鄱阳湖大战中流矢阵亡）。明世宗居然表示相信，提高了郭英的待遇。本来只有徐达、常遇春等六位追封为郡王的勋臣有资格从祀太祖庙，现在特别把郭英也加进去。而且明世宗经常在不能亲自主持祭祀时让郭勋代为祭祀，这个光荣特权在明朝建立一百五十年来一般都是由徐达、常遇春的后代来执行，郭英实在是排不上号，现在郭勋真是光宗耀祖到了令各个勋贵家族都侧目的地步。

不过郭勋仗着荣宠非凡，成了一个大贪官，到处侵占民田。更恶劣的是郭勋在京师开了一千多家店铺，这不是当年皇店的翻版吗？皇帝都把皇店革除了，你又来开你们家的店？给事中、御史密集弹劾，但郭勋非常傲慢，毫不在意。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刑科都给事中高时弹劾郭勋贪纵不法十余事，明世宗将郭勋逮入诏狱，羁押审查一年后死在狱中。

很多人把“大礼议”视为一场闹剧，除了**阶段力争皇考、皇伯考的问题，其实多年后明世宗还在玩类似的游戏，想把没有当过皇后的祖母、母亲都正名为皇太后，甚至想给没当过皇帝的父亲追赠一个“睿宗”庙号，享受太庙祭祀。其实“睿宗”这个庙号还真就是专门干这事儿的，元睿宗（奇渥温·孛儿只斤·托雷）、金睿宗（完颜讹里朵，汉名完颜宗辅、完颜宗尧）都是生前没当过皇帝，儿子当了皇帝后追赠的。但这种情况在金、元不会引起任何争议，正因为他们就是典型的部落私家政体，在大明这样做就不合礼法了。明世宗为了这样做也耍了不少花招，甚至为了在太庙里腾个空位置，把太宗的庙号都改成了成祖，然后把仁宗移到后殿，宣宗到孝宗依次往前提一位，总算把“睿宗”的牌位塞到了孝宗之后、武宗之前。

其实这些所作所为不是明世宗执拗，更不是无聊，而是他在不断地试探文官，到底能不能由他说了算的问题，只是杨慎被流放后**就过了，明世宗也更富有斗争经验，再斗没那么剧烈罢了。这些作法造成了国家高层的严重撕裂，其实和刘瑾打造阉党并无本质区别，甚至在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礼议”造成的巨大裂痕比刘瑾阉党不知严重多少倍，嘉靖、隆庆、万历朝近百年的历史进程都笼罩在这道裂痕的血腥气息之下。慢性病毒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裂痕，无比畅快地在一望无垠的撕裂血肉上寻找新的居所。这一次，它要转变发展模式——空间太大了，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地挤在某个角落，大明的官场将成为我们策马奔腾的莽原！

当然，还需要一说的是，尽管“大礼议”令人皱眉，充满了负能量，但其实这其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主角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沮丧，他和他的同僚们从来没有为那场正义的斗争后悔过，也不曾为当时看来很不理想的结局而懊恼。因为他们用执着追求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用壮丽的青春在黑暗的夜空中化作闪耀的星点，照耀历史长河。他们已经做到了。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而就个人的人生而言，杨慎其实也不失败。杨慎名义上被流放云南，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在成都老家奉养父母，同时钻研学术。杨慎在经、史、诗、文、词曲、音乐、金石、书画、天文、地理、数学、生物、医学方面均大有所成，“明代三大才子”的说法主要是为了借解缙、杨慎抬高徐渭，相当于硬说奥尼尔和科比是双核，实际上杨慎是当之无愧的明代第一大才子。当然他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不敢与王阳明比肩，但其实他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作出了不少批判性的发展，也无愧为一代鸿儒。尽管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状元，未能位列公卿确实有点遗憾，但他的人生依然是非常成功而伟大的。

和王阳明在极度险境中写下《泛海》一样，杨慎在晚年悟透人生时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临江仙》（因被毛宗岗用作《三国演义》开篇词而广为人知），与全天下守望正义而被铭刻在历史丰碑上的人们共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