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退党也是一波三折，他后来与陈独秀也发生了冲突。

陈独秀博古通今，文思敏捷，口才了得，威望很高，连胡适都推崇他，党内都尊称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但他性子暴躁，领导欲强，动辄拍桌摔碗，对别人吹胡子瞪眼。李达就领教过多次。

有道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头“犟牛”偏偏遇到了一头“犟驴”。

陈望道绰号“红头火柴”，意思是一点就着。陈独秀由于对李汉俊、陈望道的误会越来越深，就四处写信抱怨二人要夺权，陈望道得知后，写信要陈独秀澄清事实、公开道歉。见陈不理不睬，他犟脾气上来了，一拍桌子：老子不愿再受他的家长式统治了，不干了！

李达连忙劝他：你已经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会议的代表，而且正在参与筹建会议，不能就这么撂挑子。

大不了我退出共产党，不当这个代表，不参加会议！陈望道干脆地说。

无论别人怎么劝，他就是那句话：让陈独秀先道歉再说！

陈独秀最终没有道歉。

僵持的结果，陈望道虽然没有退党，但也没有出席“一大”。

“一大”之后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仍被选为第一任书记。这期间，他为党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陈望道是个好静之人，喜欢搞研究工作，秉性上有点自由散漫，既没有权力欲望，也不喜受人约束。加上当时党还处于初创时期，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规程，他和其他党员一样，组织观念也相应淡薄，不习惯经常过组织生活。

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议上，徐梅坤发言说：每一个党员要有具体的工作活动，并把每次活动情况，在会上简要报告。不然，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点头称是，纷纷说，陈望道是书记，应该搞好组织活动。

陈望道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做好宣传教育，用马克思义道理来影响群众，而不是开展具体活动。

李启汉说：我们准备在平民女校买些旧机器，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织袜子，积攒一些组织经费。希望陈望道同志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带领我们实施这些活动。

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1922年2月正式开学，属半工半读性质，开办不到一年，即因经费困难停办。前后共招收三十多名学员，李达、蔡和森先后任校务主任，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等都授过课。

陈望道不同意：这些是普通劳工的事务，怎能让青年学生来承担？青年学生应该赋以革命的崭新的内容，投身社会改革之中，而不是做些婆婆妈妈的事。至于我，教学和编辑工作已经很忙，也没有精力组织这些活动。

徐梅坤反驳道：陈望道同志，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你作为书记，这些都是你分内的事。

见大家都冲着自己来了，陈望道十分不悦：组织分工应该是不同而具体的，我的擅长是做案头工作，而不是组织群体生活。如果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书记，我可以不当！

会议不欢而散。

对陈望道只坐而论道、不付诸行动的表现，党内一些同志公开表示不满。

陈望道得知后，变得消沉起来，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干脆连党的会议都不参加了。上海党组织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党内一些同志急了，向陈独秀反映。陈独秀便与张太雷商量，让张太雷把工作抓起来。

陈望道与陈独秀的心结一直没有解开，一听这消息，便认定是陈独秀故意用张太雷架空他，工作更加消极，与陈独秀的对立情绪更加突出。一些年轻党员纷纷指责他投机革命，有的甚至骂他和李汉俊等退党者是叛党。

陈望道既委屈又愤慨，再度要求退党。

那时，中共在开创时期，尚很年轻，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党内生活还不很正常，没有严密、系统的组织纪律，入党和退党也没有严格的手续。

陈望道脱党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大概是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之后，不再参加党的组织活动。

就在这时，毛**的一番话，给了苦恼中的陈望道莫大宽慰。

毛**与陈望道相识于1921年7月。他作为长沙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与正在筹建“一大”的陈望道见了面。

1923年8月，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这时毛**已是中央委员，代表中央出席会议并作指导。听说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人脱离党的组织，毛**深为惋惜，他对大家说：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打消退党的念头，把他们编入小组。

于是党组织派沈雁冰去劝说。

沈雁冰是浙江桐乡人，十六岁中秀才，通晓中医，北京大学预科读毕后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著作等身，用过数十个笔名，其中最常用的是“茅盾”和“蒲牢”。沈雁冰将邵力子劝转了心意，但沈玄庐死心塌地要追随国民党，陈望道则仍与陈独秀较着劲，说什么也不肯妥协。

陈望道对沈雁冰说：你和我交往了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我的为人？我是那种朝秦暮楚的人吗？我退党，是因为实在无法容忍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不是信仰动摇。现在陈独秀依然故我，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是党的***，我不退党，就不得不在他手下工作，接受他的领导。你说，我除了退党，还有第二条路可选择吗？

沈雁冰还要再劝，陈望道摆摆手，制止他开口，坚决地说：你不要再劝了，请放心，我不会背叛共产党，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雷打不动，终身不变！

谈话的气氛很是沉闷。

见沈雁冰失望的样子，陈望道拍拍他的肩膀，挤出一点笑，故作轻松地说：不要这样垂头丧气嘛，我仍然是你的同志。我认为，不参加组织同样可以为党工作，不同陈独秀发生关系也一样可以干革命。只要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忠贞不渝，在党外也一样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最后，他苦笑了一下，像是安慰沈雁冰，又像是自我解嘲：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呢！

1954年，陈望道本人也对脱党一事作了自我批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表现。

事过境迁之后，后人在分析这些知识分子退党原因时，忽视了他们自己的内在因素，往往强调外部原因，几乎一边倒地把责任全部归咎于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这是有失公允的。

脱党之后的陈望道，依然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23年秋，有人给陈望道送来一张条子。他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署名是“知名”。

一看笔迹，陈望道有点吃惊：这不是陈独秀写的吗？

来人见状，连忙解释：独秀同志特地交代，说您最适合担当此任，只是担心您仍对他心存芥蒂，一再说，充分尊重您的意愿，不要勉强您。

陈望道直摆手：仲甫先生多虑了，我和他的过节，只是脾气不合，不是思想上的分歧。他不计前嫌，这么看重我，说明党组织仍然信任我。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拒绝呢？

一张纸条，使陈望道和陈独秀的关系渐渐变暖。

1940年秋，陈望道去四川重庆任教时，特地赶到江津，看望处于困顿之中的陈独秀，让陈独秀备感温暖。

两位老友这才发现，对方在自己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上大”即上海大学，诞生于1922年10月。其前身是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是私立弄堂大学。创办人只是为了赚钱，并非为了教育事业。学生来校后才发觉受骗，不久即发生**，学生赶走了校长。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组织便把它接管过来，名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实际上办事全靠共产党员。

陈望道先是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25年后，又任代理校长。那时的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一样有名。他的学生中，有后来赫赫有名的丁玲、康生和陈伯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

1949年4月，为庆贺陈望道执教三十周年暨五十九寿辰，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中文系教授、诗人汪静之把陈望道三十年来的成就概括为“三个第一”：《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者；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论著《修辞学发凡》的作者；中国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

庆祝活动刚结束，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幸亏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截获情报，及时通知陈望道转移，他才幸免于难。

陈望道后来一直得到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这种关怀和帮助，既体现在对他的学术研究上，更体现在政治上。

1949年9月，中国人民****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毛**的直接过问下，陈望道作为一名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此后，他除了历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二、三、四届副主席外，还在****同盟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54年起，他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2年9月，毛**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复旦校长，也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十三任校长。直到1977年逝世，陈望道任复旦大学校长长达二十五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上海市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准备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陈望道一听急了，两次专程赴京，先到教育部力争，又找周恩来恳求。周恩来请示毛**，毛**沉吟了一下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吧。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要求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

毛**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高兴地说：只要陈望道本人愿意回到党组织里来，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并且可以不要履行什么手续。

1957年5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建议吸引陈望道入党。半个月后，中央组织部批复上海市委，同意接收陈望道入党。在中央组织部文件上签名的，正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

党中央和上海市委没有立即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1973年8月，陈望道出席中共十大时，他的党员身份才公开。

“**”初期，复旦一些人曾给陈望道贴大字报，批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给上海市委打电话：陈望道同志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国宝级的人物，你们务必要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

据说，“**”期间，周恩来点名要求上海保护的共有三人：宋庆龄、金仲华、陈望道。

被周恩来点名后，陈望道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1977年10月29日凌晨四时，八十七岁的陈望道溘然长逝。

1980年1月23日，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六十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的陈望道骨灰盒上，覆盖上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隆重而又**。

陈望道的第一个研究生陈光磊教授这样评价导师：有的人备受敬仰，却无人敢亲近。望道先生是你敬仰他，又可以亲近他。大学的校长应该是这个学校的文化灵魂。望道先生就以他“真善美”的人格魅力为复旦的文化精神树立一座丰碑，而且象征了复旦的文化精神。

陈望道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的继任者、时任复旦名誉校长的苏步青教授撰写了一副对联：“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

陈望道和李汉俊，共产党的两个创始人，又同时期退党的难兄难弟，命运结局却大相径庭。与惨遭屠戮的悲剧人物李汉俊相比，寿终正寝的陈望道可谓功德圆满。

耄耋之年的陈望道，为了实现周总理的愿望，曾多次搜寻过他倾注了心血和汗水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可惜一直未果。

就在陈望道先生去世的一年前，一位文物工作者在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发现了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但因为这一文献有多个中文版本，所以当时还不能确定这一本是否为陈望道先生的首译本。当后来终于查实它就是中文版的首译本时，陈望道先生已经辞世，留下了一个终生遗憾。

由于这本《共产党宣言》的重新面世，山东广饶一带的农民兄弟在上个世纪初受马克思主义引领，开始风风火火闹革命的一段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被再度激活，广泛流传。

而我们，也就是被这本书带进了鲁北平原这片交织着血与火的神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