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闻言来了兴趣，朱由校对酒不感兴趣，对菜肴其实也不敢兴趣，朱由校并不是厨子皇帝。

其实朱由校要是有选择的情况下，对木匠活也不会那么感兴趣的。

朱由校爱动脑，爱动手，总结起来，就是对玩感兴趣，尤其是对需要思考一下的玩乐方式非常感兴趣。

典型的工科男一枚，韦爵爷已经对皇帝的兴趣爱好很了解了。

“短短时间内，韦爱卿的酒就名冠天下，果然是奇才，魏公公，传旨下去，将韦爱卿向朕推荐的四特酒定为贡酒！并向各地推广。”朱由校对魏忠贤道。

韦宝闻言大喜，这是帮自己赚钱呢，皇帝发了圣旨推广的东西，还有哪里敢拦阻？

最关键，韦家的天地会商号就是大型超市，物流渠道，什么东西都有的卖，可不单单只是卖酒啊。

皇帝推广了韦家的酒，等于也给天地会商号的其他商品打开了流通渠道。

不看僧面看佛门，皇帝说天地会商号的东西好，谁敢说不好，皇帝说让天地会商号的东西到各地都可以贩卖，谁敢不让贩卖？

本来当初朱由校就给天地会商号题写过匾额的，但题写匾额和帮着推广商品又不太一样。

魏忠贤有点尴尬，内心已经对韦宝产生了深深的防备，但是皇帝已经发话，他又不能违拗，只得硬着头皮道：“老奴立刻照办。”

“办什么啊，内阁不都在嘛，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今日就发圣旨嘛，好东西便该大力推广，朕推广一种酒的权力还是有的吧？”朱由校道。

魏忠贤和一帮内阁大臣吓了一跳，虽然皇帝说话的节奏很难把握，很多话都是脱口而出，但这话听起来有点重了。

大明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别说换地推广一种酒，推广一百种，一千种，只要你皇帝高兴了，都是可以的啊。

饭后朱由校让内阁大臣们先走，留下韦宝陪伴。

两个人一边做木匠活，朱由校问起韦宝的天地会商号的情况。

韦宝暗忖皇帝看样子对我的情况很了解嘛，也不隐瞒，一切都照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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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隐晦表示天地会商号根本不赚钱，一来是年景不好，百业萧条，另外是他秉承做买卖不盘剥百姓的原则。

“陛下，不瞒陛下，我明年打算收了天地会商号。”韦宝道。

朱由校吃惊道：“生意真的有这么不好做吗？”

韦宝点了点头，“不好做。很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能好做吗。”

在一旁的魏忠贤皱了皱眉头，不知道韦宝是不是要告自己的状。

魏忠贤对皇帝说的，都是天下天平，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只是少部分地区偶尔有点小乱子而已。

其实魏忠贤，韦宝，都很清楚，皇帝不像表面那么傻，而且朱由校有自己的消息管道，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只是很多时候，朱由校不想去烦心，因为朱由校其实是没啥自信的人，觉得自己烦心了也什么都不能解决，不如交给魏忠贤去搞。

天启初年的时候，朱由校有段时间是满怀雄心壮志的，被朝局伤了，忙了一两年，啥收获都没有，还把自己搞的越来越疲惫，越来越不开心。

后面朱由校干脆什么都不管，居然发现比自己勤政的时候，似乎还好了一点点，便索性什么都不管了。

朱由校不喜欢和大臣谈朝政，谈天下局势，因为大臣们的说教比较多。

但是朱由校喜欢和韦宝谈。

因为韦宝不会教育皇帝应该怎么怎么做。

韦宝总是把问题说出来，并且说很难办，并且说现在已经做的不错。

所以，这并不是韦宝第一次对皇帝说天下大势了。

魏忠贤也能接受。

一般说明代经济问题，通常都喜欢说是因为明朝的贵金属缺乏云云，实际上明代用于制造贱金属货币的铜同样相当匮乏。

传统观念里的一两银兑一千钱，实际上即便满清也长期做不到。

满清保持这个兑换比要到乾隆中后期了。

所以在明末还有有个很大的问题，货币的制造使用原材料来源。

铜除了用来制造货币，当年还承担着大量的火器制造用途。

所以这块有个铜的双重消耗问题。

白银并不能代表一切，虽然白银货币在明末承担了相当部分的铜钱货币地位，但是铜币作为贱金属货币是日常相关的很重要的部分，这块被长期忽视了。

“五月纹银一两核钱八百四十文，六月止八百二十文矣。至于铺家所卖仅得七百六七十文不等”

这是雍正元年官价银铜兑换比和市场兑换比。

官价的波动是比市场滞后的。

明代是什么情况呢？

明代一两银是兑550到700文不等。

在李自成崛起前后，崇祯这位煤山战神的操作下，银铜兑换比去到1100到2200文。

因为铜的严重匮乏，导致明廷用掺有铜的铅钱去凑合，于是很快就凑合不下去了。

铜的匮乏问题在明代末期尤为突出，大量的火器制造和补充需要铜，货币同样需要，商品经济发展下对货币的需求量更多。

中国传统观念里的滇铜大开发是在清代，明末云南处于前线，而且产铜量不如清中期。

明代也无外来大量铜的来源，清人用来解决铜荒来源大头是日本。

而在明末，中国和日本处于战争，或者说是潜在战争状态，日本接连进攻了中国的附属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天下华夷”。

德川时代则是琉球。

清从顺治年就开始派船去日本买铜，康熙基本都仰仗洋铜，即便三藩之后重新控制云南，到雍正进口铜依旧占国内用铜的六成以上。

清没有两次倭寇之乱和朝鲜琉球的历史包袱，自然无所畏惧，即便铜船船主在日本被百般刁难，乃至日本公开索要中国情报都毫不在意。

日本人呵斥清人的官办铜船负责人如同奴隶。

“商人蠖行鼠伏，媚词泉涌，自同奴隶”，为了有交换获取铜货的机会以防满人苛责，清代洋船官商互相勾结，向日本人偷运军械盔甲器械，传播造船技术，找人渡海完成日本人要求的阵法教习，乃至清朝的武举前往日本教习弓箭，而这在明代是不可想象也是无法做到的。

明末的连续战争加重了上述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当时黄金尚未进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而与白银货币相互匹配另一个铜钱体系，直接在崇祯后期干脆崩解了。

可以参考鸦片战争前，因为白银流出导致的银贵钱贱现象。

清廷用五六十年的时间把白银翻出两倍左右铜钱币值，清朝的经济就已经受不了了。

而在明末煤山战神朱由检的风骚操作下，铜钱贬值三四倍只用了区区的几年时间。

如果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财政不困难，还有谁的财政会困难。

清廷没了的话，洋人看着不行了，出面拾掇海关，续命满清的财政。

要不然满清还得早早灭亡，满清基本就死在这波上了。

而大清为啥烧鸦片开战，就是因为银贵钱贱，继续下去财政就要死了。

朱由检的货币体系比清廷鸦片前后崩的激烈多了。

朱由校手里的货币体系，交给朱由检的时候，是正常的货币体制。

朱由检从550到650的兑换比例翻倍，才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

大清的铜钱贬值，稳定币值从1808年开始稳定破千，一路上涨，花了30年时间从1808年的一两银兑1040文，飙到了1838年的一两银兑1637.8文。

这个时候，大清上下都已经明白，是不禁烟就要没活路的时候了。

朱由检维持的货币体系，白银进口在朱由检玩完的的最后几年一直在上涨。

西班牙的美洲银矿所谓枯竭只是从顶峰滑落，产量依旧庞大。

白银流入中国的最后几年锐减，对明朝灭亡是有影响，但是那会煤山战神早就没活路了。

减少的原因是战乱波及到中国的沿海出口省份，白银进口减少并不能对当时早就崩溃的中国货币体系带来决定性影响。

实际上因为铜钱的过度贬值，白银的加速进口在铜币体系崩溃的1632年后对稳定经济有正面作用。

因为白银代替了一部分铜币进入流通领域。

三饷加派，加派的征收方式是折银而不是本色。

如果仅仅以三饷加派而对全国各府州的赋税进行排名，没什么意义。

苏松重赋，这是明人皆知的事实。

苏松两府在三饷加派之前，其亩均税率0.12，单位：两/亩。

这就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大截。

此外，明朝财政税收输送方向，可分两块：起运和存留。

其中起运的主要分送到户部的和内库的。

换而言之，明代有权征收赋税的并不只有户部一个衙门，兵部、工部都有自己的收入。

而且银两，仅仅是送到户部的。

也就是说，并不包括送到内库、其他仓库机构及地方存留的税收。

以苏州府为例。

万历六年，苏州府赋税总额假设全部折银的话接近90万两。

这些赋税大致可分以下六种：田赋、上供物料、钞关税、盐税、商税、徭役折银。

其中田赋又主要分夏税秋粮，而大明万历朝全国平均夏税秋粮起运比例是57.2%。

但万历六年，苏州府起运夏税小麦就有40626石，经侯官响统计，其中约有37.13%的部分已折银），存留麦13038石。

起运秋粮米1850607石，经侯官响统计，其中约有38.18%的部分已折银，存留米188287石。

起运的除了实物税收外，便是折银后的夏税，含小麦、农桑丝折绢、税丝折绢等，和秋粮，含米、马草、户口盐钞银等。

万历六年，苏州府起运折银夏税是4981.75两，起运折银秋粮是257189.5两。

以上这些起运的实物税收，也远远超出了57.2%的比例。

至于这些起运粮食目的地，那就多样了，南京北京都有机构负责接收，因此这些粮食很大程度上是不经手户部太仓库的。

太仓库的主要功能是存白银而非粮食。

倪元璐的奏疏中，崇祯十六年苏州府上缴到太仓库的额银是565518两。

这个税收，自然也是不包括原本苏州府所缴纳的本色的。

而且崇祯十六年苏州府的额征银和万历六年相比，增加了一倍还多。

崇祯三年松江府的赋役构成本色米麦赋，约33万石。

明代存在着一种说法，叫“南粮北役”，意思是南方赋役中粮食负担更重，北方则是徭役负担更重。

但是韦宝认为松江府的“役”比“粮”更重。

崇祯十六年，倪元璐额定下的松江上缴到户部的赋税额银是232883两，相当于崇祯三年松江府一年折银的田赋。

由此可见，难道松江府的赋税是不少的。

只有不懂明代财政的才会把明末太仓库，新饷库，又或者是兵饷左右司的银额当成各地的赋税，典型压根就不知道明代是咋搞税收的。

三饷那有没有收足呢？几乎是永远也不可能的。

因为就算没有三饷，江南赋税也未必收得足。

江南逋赋是自15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长时间困扰明廷的财政问题。

江南第一次出现逋赋高峰是在永乐宣德年间，事实上早在洪武年间苏州府就有逋赋趋势了。

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到洪熙元年之间，欠粮392万石。

宣德四年，苏州府又欠了700万余石。

自15世纪起，明廷蠲免江南赋役的记载就太多了。

崇祯十六年，南直隶部分府县，淮安府、徐州、庐州府、凤阳府，蠲免原因然后明廷考虑到黎庶的艰辛，给部分地区进行了所谓的“蠲免”。

其实被蠲免的地区，基本上是大明失去的底盘，比如河南、陕西、湖广江北等地。

一个例子就是河南省以黄河为界，以南的州府全部蠲免，而以北的彰德、卫辉二府一分不少。

神奇的是，富甲天下的南直隶再次获得了41万多的蠲免，约相当于其定额的七分之一。

这意思就很明显了，北方困难，我这里也困难；别的地方少拿钱了，也别指望我多拿钱。

淮安府、徐州：清兵南略。淮安府的沭阳、赣榆，徐州的丰县，都遭遇了兵燹之祸。

崇祯十五年，张献忠三攻庐州府，陷之。

崇祯十五年期间，张献忠及革左五营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安徽。

江南士人和户部有一层特殊的规定，那就是在明代有条祖训，就是“江南人不得任官户部”。

这里的江南，不仅仅包括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八府，甚至还涵盖了江西、浙江两省。

事实上，这条祖训在明代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整个明代，江南籍户部尚书一个手都数的过来。

然而，话虽如此说，但是户部衙门内那些办事小吏却大多出身江南。

倪元璐，浙江绍兴人，正好是广义上的江南人士。

江南人不得任官户部的禁令，一开始只局限在苏松两府，后来扩展到江西、浙江两省。

换而言之，洪武二十六年后，出身江南而又任官户部尚书的，只有一个半人，一个人是倪元璐，半个是周忱。

周忱之所以是半个，是因为他的“户部尚书”是虚衔，并不实际管户部事。

大明在崇祯时代的事情，韦宝自然不能按照历史本身说，只能用预想的口吻，随便的，简单的提一提。

朱由校却很感兴趣。

朱由校到底是聪明人，对现在的局势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对韦宝的预测，是很容易明白的。

因为朱由校爱动脑，这一类预判性的事务，需要演算的事务，所以会感兴趣。

等到傍晚，皇帝再留韦宝一起用了晚膳，才放韦宝出宫。

“魏公公，你觉得韦爱卿提出的开放几处通商口岸，和收拢大明水师的建议不好吗？”朱由校问道。

魏忠贤知道皇帝一定会问，已经想好了怎么回答，“不是不好，也谈不上好，就像陛下之前说的，谁都无法保证咱们会比之前的列祖列宗做的更好，有风险，但可以一试。可是，谁来试一试呢？放眼整个朝廷，有这种能力的都有谁。”

朱由校想都不用想便道：“韦爱卿就很合适啊，朕非常喜欢韦爱卿，韦爱卿也确实很有才干。在京城做的很好，替朝廷裁撤了许多冗官冗员，弄了很多银子。北直隶，山东，都管的很好。这才去辽东，辽东多少年都打不赢老奴努尔哈赤了，韦爱卿才去就把个死老奴打趴下了，这还不算，还打的一支十多万人的蒙古部族直接整个部族来归顺。这是盛世景象啊，在太祖爷和成祖爷手里都难得看见的景象。对了，这事，你赶紧办一下，明日发圣旨，全大明的颂扬韦爱卿这项功德。”

“陛下，老奴就知道陛下会说让韦爵爷去办，陛下不觉得韦爵爷升迁的太快，权势太大了吗？他年初才刚刚金榜题名，只是新科探花郎而已，年尾，已经贵为爵爷，坐拥辽东军权，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兵权，整个登莱水师大营，再加上韦爵爷的老丈人是英国公，英国公世代掌管京营，两者加起来，他们一家就管了大明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兵马了，兵权是最精锐的兵马。再加上韦爵爷这么有才干，难道不需要提防吗？银子的问题，老奴相信韦爵爷很容易解决，可能就在举手之间，就能解决。可这之后呢？大明的军权被韦爵爷掌控了一小半，赋税被韦爵爷掌控了一小半，天下是陛下当家，还是他韦爵爷当家？”魏忠贤故意将话说的很重！

朱由校和客巴巴同时一惊，包括王体乾，李永贞等大太监，和李元忠，这个天地会打入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身边的太监。

大家都很吃惊，都大概猜到了魏忠贤会这么说，因为众人都是人精，能在皇宫混下去的，不是人精，都得变成鬼。

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魏忠贤会把话说的这么重，这显然是要与韦宝撕破脸，正面干仗的节奏吧？

其实魏忠贤也有点奇怪自己会把话说的这么重干什么？

魏忠贤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把话说重了，潜意识当中，已经意识到了韦宝的威胁，魏忠贤对于皇帝，还算是忠诚的。

要不然，韦宝再如何变强大，要说威胁到他的地位，不如说能直接威胁皇帝的地位。

朱由校闻言陷入了沉默，魏忠贤的话，恰到好处的说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心里。

再怎么不问世事，大是大非还是有的，这一点，的确需要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