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地方，是个大半范围被内海湾围绕的山区。满山长的不是东倒西歪只能当柴火烧的松树，就是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没任何药用价值的藤条和野草。

这不能怪我目光短浅，当时年少不懂药材，就算满山的宝，在我眼里也只能是棵草。

虽然各种各样的鸟儿不少，鸟屎也常常落在头上，但我的父辈们依旧过得非常窘迫。碰到不可抗拒的天灾年头，即便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世纪末，用饥寒交迫去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更别说我还在念小学的那些年头。

我们的小学教室虽然不是什么窑洞，但偌大黄泥疙瘩砌成的茅草房，倒也冬暖夏凉的，很适合我这种没有壮志凌云，也没想过要飞出山去的笨鸟栖生。

所以，我的小学时代，成绩就跟我没有出息的想法一样，不上不下不多不少的，总在六十和六十一分之间晃荡。

反正我家的两个大哥连我的成绩都不如，老师仿佛也习惯了我家这些空有噱头的牛逼名字，没有人会拿我的成绩，做我名字的文章来激励我或鄙视我。

我以为，我的人生，一如前赴后继生活在墨家村的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扛锄头，挑担子，牵牛放羊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再娶个不用太美也不用太丑，只要恪守妇道，勤快能干的媳妇，生个与自己一样被我寄予厚望的儿子，一代代传承下去就行。

但随着墨善一记满分的“晴天惊雷”，我对人生还要更好活法的欲念也随机出现。

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墨善以语文、数学两科都是满分的成绩被一中光荣录取，是墨家村自有村以来，所发生过的最大的新闻轶事。

至于同样出身寒门的墨善，是怎样做到如此荣光时刻的，在这里就先不予赘述了，等该说的时候再说不迟。

反正，在墨善被乡亲们挂红结彩，吹吹打打地送进县中后，挺刺激着我自觉地发现：我其实也能像堂姐那样，依靠读书而走出山区，在山外开辟出另一种人生境地。

于是，我在我们乡里初中那简陋的校舍里，卧薪尝胆，废寝忘食地苦读两年，也在前程一片大好的庆贺声中，又跳级又破格的，也算风风光光地走进入了县一中，成为县里头那些家境优越学生的高中同学。

遗憾的是，在我走进县中之前，堂姐墨善就又发神经似的弃学外出打工了。

具体弃学的缘由，好多年以来一直没人跟我说过，我也没心没肺的一直保持着不祥状态。

直到我走在顶山的路上，才想起我还有那么一个曾经有过天才般的堂姐。跟她相比，我才是墨家家族最丢人的一个。因为，她是主动弃学，而我，则是名落孙山。

我天生好像就有许多说不清楚的性格，既健忘又固执，既自卑又乐观，既想就这样安身认命，又妄想有一天能出人头地。

高三的成绩，究竟差到什么程度而让我不敢面对复考，不敢向命运再作一次不服输的挑战，至今我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反正，我就是跟他们做了三年不轻不重的高中同窗，随后，我就放弃复读，躲到离家百里外的鹿城，从此过上了对同学们来说近乎是谜的打工生涯。

五年后，那些同学凭着有一本也有二本的大学毕业资历，做领导的做领导，做老板的做老板，高管的高管，高薪的高薪，个个混的油头粉面，风生水起。

独一个我，混得吊儿郎当，无颜回见这些感情一直不错，却当谜一样没有中断联系的老同学。

眼看就要新世纪来临，我也当作与他们作一次辞别，就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次、不谈未来理想只谈过去情义的同学会。为了不给我难堪，建议从此改作朋友。

这些懂我的家伙说：“以同学的关系继续交往，会让我无端记起学校生涯中的那些梦想。”

是的，我在一中得到过状元及第般的荣誉，又在一中灰溜溜地离开，总归是让人忍不住就来一番感慨，很伤感情。

朋友就不同了，能关心的关心一下，无心关心的，就当是路上的朋友，谁也不会没病找病地去遥想当年，挑起那个残梦的刺痛。

我也没觉得我需要难堪，我脸皮挺厚地故作乐观，还用一副高尚的姿态对他们说：“无所谓啊，鸟不拉屎的地方总要有人去建设得么。”

我铭记自己去顶山的目标。

我也理解这些远在繁华都市里已经混出各种大小名堂的朋友们，对鸟不拉屎之处的误解，但我没打算给他们解释清楚。

顶山的上空，虽然看不到更多的候鸟，在偌大的高新园区里自由的翱翔旋舞，并随时准备拉泡屎落到我的头上，以证明我还活在一个实际不是那么偏僻荒芜的地方。但事实表明，顶山的确不是人迹稀少的蛮夷之地。

相反，顶山老工业园区的范围之大，和各类重工产业密集的程度，在全国上下，算不上数一数二，但也绝不会榜上无名。

煤炭焦化、医药化工、纺织机械、食品建材等各类高低危行业的企业，都有在这里扎根发展。

第9章 顶山的天空

企业这么多，人自然就不会少。也就因为这里多的是人，以及这清一色灰不溜秋的厂房建筑，人工绿化工程似乎永远都不可能绿化到位，所以，也就没了鸟影。

没鸟影又怎样呢？

这里多的是高耸入云，一天到晚冒着浓浓黑烟或灰白色雾团的烟囱。就算偶尔有大雁结成人字形队伍想图个捷径，从园区上空直线掠过，也不会引起常年要戴安全帽的工人们的关注，更不会抬头仰望而作出诗意性或浪漫型的欣赏。

这种仰头欣赏空中鸟影美景的举动，在顶山这片已经分不出是汽、是烟、还是雾霾聚集的园区上空，完全是徒劳又无意义的滑稽行为。

即便偶尔有颗鸟屎落下，更多的可能是，鸟屎被物化成更多的颗粒，夹在到处飞舞的粉尘砂砾中，人们根本辨识不了这还算不算一粒鸟屎。

我的本意，不是诉说顶山的恶劣环境，而是为了解释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被叫做“鸟不拉屎”的原因。

我在顶山生存多年以后，也没向关心我生活状态的朋友们解释清楚，他们对这个“鸟不拉屎”地方的误会。跟去时一样，我一直保持有不那么地道的想法和苦衷。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这个看不到鸟屎但同样人情复杂、人心不古，且“环境恶劣”的地方，过得比他们还要灯红酒绿，还要纸醉金迷。

繁华都市该有和可能没有的俗人生活，顶山一概全有。

在顶山街头招摇过市的有钱人，可能比他们在白领职场或机关单位里看到的还要有钱。我即将拥有的工作和地位，可能比他们更加的成功和显赫。

顶山，并非他们想象中那般穷途末落的贫瘠之地。我甘愿以这种比当地人好不了多少的身份活在这里，并非我真的因为某种痛心和遭人惋惜的挫败或苦痛，值得他们来关心来同情，而是我承认自己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命相，顶山并非我吃不了苦的地方。

就像现在，我已经成了法人代表的西昱东晟所在地，简直荒芜到了极尽，还不如当年的顶山，我一样会改变习惯，淡然受苦。

来西昱东晟之前我就知道，四季中有三季都处于冰封状态，长年也难得一见绿色植物的戈壁滩上，没有什么丰富的物资可供我像在家一样生活的。

在比我还肯吃苦的木子李身上，就能一眼看出，要想富，先吃苦。

木子李以一百三十四斤的标准体重进入这片戈壁滩，三个月后，以一百零四斤的一副皮包骨架出来，你说是个什么概念？

在我自告奋勇要西昱东晟之前，已经瘦到“病入膏肓”般的木子李就跟我说过：“在西昱东晟吃过的苦，我一辈子都会铭记于心。我不支持您去，也不阻拦您去，一切由师傅您自个的心出发，要去，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我依旧认为，造成木子李如今这般身心皆不健康的状态，也不能全怪环境，本身的体质和设身处地时的情绪都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和木子李不一样，性别不同，体质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所站的角度不同，抗苦及承受能力自是不同。

她扛不下去的苦，我不一定就抗不下去。关键就在于，人与人之间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

我对生活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不盲目乐观、也不胡乱悲观的态度，到哪里都能做到“既来之则安之”，既能随波逐流，也能随遇而安。

木子李做不到我这种程度，说说穿，她根本做不到在该躺平的时候躺平，该跑路的时候跑路。

我相信，每个陌生的地方，对于我来说，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正如每个人生都有各自活着的理由，才会有各种不同的生存选择。

当年的顶山，我也是抱着这种淡定的心态去的。

所以，当我看到顶山这个虽然没有鸟屎可拉，但还是能养活我，并且有可能把我养得不错的地方时，我也不急着去解释。

我更相信，是人都有同情弱者的优点。

只要我活在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就是个工作不好、生活落魄的悲悯之人，我会博得更多老朋友的关心和牵挂。

至少，他们不会像要求他们自己一样来要求我，活到他们的高度，成他们的样子。

我有时候也会有多疑的想法，觉得老同学们对我的同情，大多来自于墨局这个与我极不相称，但会像个恶梦一样伴随我一生的名字。

而对我的关爱和信任，则出于他们固执己见地认为，墨局就应该是个有出息的人，否则，当初也不会跳级进入县一中高中部。

他们像相信历史一样相信我，只要进入一中的学生，就算意外落榜与大学无缘，凭着一中高中的功底，也能创造出一番与众不同的事业来。

我一家老少，对我也是这样的期待，这就有些不对了。

亲人们对我知根知底的，知道我天生性格多重，情绪多样，神经敏感又脆弱的到过要死人的程度，这样那样的期待，给我的压力山大呀。

两千年的新世纪刚一开始，我就与我的爱人陷入了冷战阶段。

她认为我对家里众多的兄弟照顾的太过周到，花在父母身上的钱也过多。当然，与我大哥二哥比起来，我是有点孝顺过分，我爱人对我有所怨言也是在理的。

我拼命孝顺给二老的钱，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用在了两个弟弟身上。特别是老小墨总。供他大学毕业我们都无话可说，等他结婚生子分家之后，爸妈还要拿我给的钱去帮他供他在县城购置的高价房贷，就更加说不过去了。

还有就是，二老自己一旦有个头痛脑热的，总向我们几个大的嚷嚷着要钱治病，要钱吃饭，根本就不提及老小。这就难怪我的两个哥哥和嫂子会对他们置之不理了。

我因为在县中见识过三年的高中，多少带了点有教养的书生之气。觉得爱人虽然读过高中，有着与我同等的学识基底，也长相得体，与村上的其她女子相比，算得上貌美的那种，但我还是认为她空有其表，素质不高。

力所能及的孝敬有什么不好？自家兄弟，能给能帮的，又有什么不好？

而我的亲兄弟们可不这么认为，我有钱的时候就应该帮他们，我没钱的时候就不该他们来帮我。这就难怪我的爱人要跟我怄气了。

2000年来临之前的1919年7月份开始，我因腰椎突出的病痛，长时间病假在家一直到年底。父母和兄弟们其实都知道我在南江鼎盛的病假是没有工资的，不上班就等于失业，他们还是没一个人前来看我。哪怕是一次假装的嘘寒问暖，都没有。

那个没钱的春节，我又一次落魄潦倒，过得相当郁闷。连我那不到三岁的女娃子，也咿呀咿呀地跟着她妈妈一起，责怪我没有给她大红包压岁，没有给她买漂亮衣裙过年。

真是人到穷尽方知春寒啊。那一年，我就觉得比任何往年都要冷。

好在我天生有着悲观但不破罐子破摔的良好素养，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重头开始重新来过。于是，一咬牙，就答应了林正志的举荐，跟着不太熟悉的盛定海去顶山，再度给南江鼎盛打工卖命。

重点还是要赚钱养家。

听说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父母亲就又以为我出门挣大钱了，假惺惺地安慰我说：“如果外面辛苦，就早点回家，家里饿不死咱们。”

爱人也默默的难得地给我收拾好几套工作服。临出门，只有三岁的女娃跟我挥了挥小手说：爸爸，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