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一下连，我就到了少林寺附近的山沟机务站当了一名话务员，没想到天天朗读名着练发音，提着录音机练耳功，基本功扎实，提干后被任命

分队长，后调任机关参谋，1996年参谋长转业。

奋斗改变命运，回想自己的这一生，我由衷地感到这句话深有道理。

我家在湖北黄陂县，作为一名农村女青年，我在1973年12月到了部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年没有正常征兵，我有幸以补充兵的身份入伍）。记得我们县当时参军的不到100人，分别被补充到了不同的部队。

在宝丰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登封西边的一条大山沟里，到连队一看，连竟然一个男兵也没有，从连队首长到班里，包括炊事班，都是清一色的女兵。

我是长话二班的一名话务员，由于当兵分到连队的人数少，连队以老带新的方式对我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然而培训之前的观摩，老兵精湛的专业技能、扎实的基本功、热情细致的服务态度让我既敬佩又吃惊，我以为话务员就是坐在屋里，简单地接听个电话，没什么技术含量，看到真实的接转电话过程，我不由得害怕起来，担心自己现有的文化知识完成不了任务。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家里很困难，

我初中只上了一年家里就供不起了，尽管我学习成绩好，但不得不退学，老师一听说我退学，还专门跑到我家做工作，可看到我们家除了大门，其他屋子没有门，家徒四壁，家里还有重病的爷爷，一家人生活着实困难，老师无可奈何地走了。

下学后，我和妈妈一起做家务。出身富农之家的妈妈，之前读过几年书，她不忍心我像村里其他女孩子一样早早地走上嫁人生子的老路。1973年部队征召兵员，其中还在我们公社征召10个女兵，而给我们村2个指标，然而，村里的女孩子不想当兵。妈妈就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重男轻女的父亲也想减少负担，也想让我离开这个家，就这样我到了部队。

穷则思变，贫穷，让我走出了农村，走上了从军之路。

到了部队我才知道，干好话务专业首先要脑子好，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但清楚自己出身农村，不怕吃苦，也不服输，既然班长她们能行，我努力些也一定能行。我暗暗下了决心，部队每个月给我发6.75元津贴，够对得起我了，我要跟着干部和班长好好学习专业知识，这负军队培养。

但是，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当好一名合格的话务兵，首先要读懂十多本专业教材，准确记牢两千多个

军线电话号码，否则就上不了机，所幸自己中学数学成绩好，对数字不头痛。我反复在纸上抄记一个个电话号码，在班长的帮助下，创造联想记忆法、故事记忆法，把数字编成自己能记得住的口诀或故事去记忆，只要能帮助记忆，各种方法我们都用上了，白天记，晚上做梦脑子里还是一组组数字。

但是，记住电话号码仅仅是专业课上的第一步，更重要的知识和技能接踵而至。“听音识人”是话务女兵的基本功和必备技能，用户只要在电话筒里“喂”一声，就必须要在3秒内听出对方是谁，尤其是首长和主要用户，水平高的话务员还能从对方这个简单的“喂”里，听出对方心情的好坏、情续的高低。

但是，电话那头的用户千差万别，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带着不同的方言。如何要从不同的方言里，准确领会用户打电话的意图，这就要求话务员有较高的方言辨别能力。

那时，为了掌握这个本领，我们借来录音机，先是在连队和营里录下不同地方战士的方言，和这些地方的战士经常说话，从中比较出各个地方方言

的说话特点，尽可能掌握方言的音阶和音速、语气、语调、语法等，反复听反复记忆。

那个时候，我没有了白天和晚上的概念，反复背记数千组电话号码和用户信息，就连上厕所和吃饭前后的空档都用上了，整天嘴里说着数字，人都快神经了，慢慢打造出随用随取的“最强大脑。”

然而，在专业课学习的几年月里，我们还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练习话务员的口功上，找来名着，声情并茂地朗读里面的一篇篇文章，练习自己的发音，我们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跟着播音员读《新闻联播》新闻稿，练习自己说话的语调，尽可能让自己的嗓音字正腔圆。

在枯燥而又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我像一块海绵，吸取着成长的力量。

但是，最难熬的练手功，做到闻声记录、一字不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同时更重要的是接线塞子必须在1秒接通、2秒拍灯、3秒应答并完成接转，不能出任何差错。

自以为学习的差不多了，但是第一次上机值班的情景却令我脑门鼻子冒汗。那天，我们进了坑道，坐在交换机前戴上耳机，头有点发懵，耳机很

像金箍咒，时间久了耳朵被话机压的很难受，时不时地柔搓两下。

然而，更狼狈的事情还在后面，接线时我的双手笨拙，稍微一紧张，塞子被摔得一阵噼里啪啦，更要命的是，脑子里原本记得很清楚的电话号码，此时竟跑得无影无踪，头上的汗顺着额头、眉毛滴落到操作台上。

最难忘的是刚上机值班没几天，我接到一个用户的电话，要另一个单位的军务科，对方接线员也是话务兵，但明显是老兵，老兵知道我是刚上机的新兵，就故意为难我，找我的茬。

我这边的用户要对方的组织科。可对方老兵接线员却故意接到军需科，但我已经知道老兵接错，但不敢直接给他说，只好再次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请接组织科，老兵感觉我这个新兵没给他面子，提高嗓音训斥我，还说让我下去换个老兵来值班，我没下，一直坚持把任务接通，但我的眼眶里一直噙着眼泪

汗水和磨练，让我在风雨中锻炼成长。

就这样，在一次次地学习磨练中，我的话务业务能力进步很快，在第一、二年兵中数一数二，在1975年春总站话务比武中，我获得了总分第二的好

成绩。

1975年9月，我被任命为副班长，年底调整到另外一个班当班长。

1976年9月，被总站推荐参加军区司令部预提干部集训学习，12月被任命为分队长，每月领52元的工资，是我当时战士津贴的6倍，1980年调任军区通信团任作训参谋。

记得多年后随武汉军区参加军事演习，在转接坦克师一个电话时，一个曾经熟悉的声音出现在听筒里。我早已离开话务分队，通信业务也是自动的，我也不十分确定这声音是司令部作战科的，我只想弄清楚自己的判断，便轻声问对方：请问您是作战科李参谋吗？对方一愣马上回答：是的，你是03的吧？对方这样说，我心里异常兴奋：唯有长期与声音打交道的人，才会有敏锐的听力。

1985年，由于要照顾孩子，我又调回总站机关，先后任作训股参谋、股长，司令部副参谋长、营长，1992年任参谋长，1996年转业地方工作，2015年退休。

回想起自己的成长，我深深感到老兵是部队这座大熔炉之魂，他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传授着专业知识和技能，更把家国情怀和对祖国的忠诚，一点点地复制粘贴到我们身上，潜移默化进灵魂里。

如今我已老，但岁月深处那一行行奋斗的足迹，那一幕幕温馨的过往，足以温暖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