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批从南江老厂临时调到顶山的人员工资补贴内幕，都是罗萍私下告诉我的。

罗萍在烘房着火事故之后没多久，就要求调回老厂。走前，木子李、静静、薇薇和我等几个找了家以前没吃过的餐馆给她送行，跟她诉苦顶山的吃住条件太差，她就告诉了我这些，并鼓励我为手下的员工也即为自己应得的利益，带头与老板作一次大胆的谈判。

这也是作为一个车间主管，能笼络车间人心的最好方式。木子李也支持我这么做。

人为财死也好，重金之下必有忠魂也好，为了能让更多的员工臣服于我的管辖，我必须丢掉以前那种说到钱，就脸红心虚的贼想法。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为自己争取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恰当工资，是每个打工者应有的权利。

所以，即便能坐上西昱东晟的法人代表位置，我还是不忘要提前说定期望的工资。不然，像赵昱这等‘高情商的人精若赖起皮来，并不比上了银行黑名单的老赖要逊色，也不是当初的盛定海所能相提并论的。

但比起同时代的林正志，盛定海的智商又是高他一筹，会狡辩的多：“话也不是这样说的，他们补贴的是比你们多，但他们是临时的短期的，就一次性的。你们才是长期的，是长年的每个月都有，是真正的细水长流。做人嘛，格局要打开，不要看眼前，目光要放远。”

我举手制止住盛定海，起身一脸坚毅地说“眼前都活不过去了，还希望什么未来？凡是生存，势必活在当下。”

盛定海也起身说：“别激动，小墨。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的职务补贴再加200，木子李的就再加150，其他人员暂时不动。”

“先就这样定也行，”朱小宝就是会圆场：“但是，老盛，如果接下去的生产效益超出预期，你可得再给我们加工资哦。小墨，我也希望你们的工资都能月月涨，年年加，这样，我们这些出钱投资的老板就能赚上大钱了哈。”

我当年脸皮还是薄，没弄清楚工资这玩意其实只要能掌握住对方的所求和期望值，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但我当时年轻，对钱财欲望也没现在这么强烈，只是见好就收，顺势下来台阶说：“这个自然，小河有水大河满嘛。”

“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盛定海纠正我说：“不过，意思都一个样，最好是大河小河都满流。小墨，你们上层人员的工资我给调整，基层人员的工资就得你去调整了。你叫静静、薇薇她们出去多方打探打探，弄清楚药厂基层员工的真实工资究竟是多少？回头我们集中再商量，再确定他们的工资。”

我说好。

其实，这顶山第一药厂基层员工的工资状况，根本不需要我们劳师动众地发动人出去打探，就华清和另外一个叫邵美英的原料库管理员这两个女人，早已把药厂的所有人的工资都说给我们听了。

情况倒真是盛定海说的那样，针对底层员工加薪的问题，不那么乐观。因为药厂基层员工的工资收入，不是一般水深火热的艰难。

我在前文已提示过：国企改革，一路由东向西进行着。到2000年那时，顶山大多国营大厂倒闭的倒闭，解散的解散。顶山第一药厂虽然还苟延残喘地坚持着，没有濒临破产的边缘，但十来个生产车间只剩下了两个在维持着一个产品的生产车间。其它的车间，都分别租给了几个从外省来的化工小厂。我们的车间，位于药厂众多废置厂房最后的一个角落，有点偏。

药厂的管理层们吃着药厂的‘地保’，把药厂前辈们留下的地皮和厂房，按外来租用者的不同需求，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区域。按区域范围的大小和设备的多少，分别收取地皮和设备的出租费和管理费，来解决下岗工人的生活费。

药厂唯一的一个产品，就像医院里俗称盐水的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吊着几百号还没下岗的工人性命，人均工资还不到五百元。这条信息真实可靠，绝无丝毫的差错和误导。

当然，四五百的人均工资，是指那些一天用四到六个班去倒班的工人工资，不包括药厂的老总和科室级领导的工资。木子李说，不能把分别收入99块的和1块的相加除以二，就确定为人均收入达到50元的水平。

虽然药厂人的工资状况属实，但我们的朱总朱小宝，在最初的酒足饭饱后，曾许诺那些来我们车间上班的下岗工人的工资在一千元左右，她们信以为真。

而等到即将发工资的时间，药厂的老总马猴子却发话了：“在药厂租车间生产的企业，原则上还是属于药厂的一个分车间，员工工资不得高出药厂在岗工人的工资，否则，后果自负。”

我当时没想明白什么叫后果自负，后来才知道，有些不想不死不活继续呆在药厂的工人，申请停薪留职，要跳槽到我们外来的公司里工作，拿一个月就可顶他们两个月的工资。

药厂的老总绝不会让这等事体发生，就下了那道狗屁原则的死命令。

第37章 我的人性化管理

尚好，这个命令正中了盛定海他们来顶山投资的初衷。人工工资成本，比起老厂，直线下降了近百分之五十，这可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

根据盛定海的管理理念，不掏出去发工资的钱，就都是赚来的钱。人工工资的降低，也是节约成本的一种赚钱方式。这个理念没毛病。

只是可怜了朱小宝许诺下的面子，到发工资那天，他不知躲进了哪个洗脚店或洗头店跟美女们装逼去了，根本看不到他人影。

盛定海只得陪着我一个个解释，说这是药厂的规定，他也没办法。

即便这样，那些工人们依旧乐呵呵地接过五百块人民币，依旧准时上班干活，准时下班搓麻将，准时赌博娱乐。

宿舍区内的几十张麻将桌几乎都是夜夜爆满。呼啦呼啦的洗牌声，盖过了在宿舍区外路道经过的、拉石方的货车发动机的轰鸣声。赌资下的还挺大，连我都不敢冒然上桌。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每月就那么几百块钱，吃饭那么贵，物价那么高，那还有闲钱日赌夜博呢？

反过来，从药厂工人的收入和消费状态不难看出，普遍容易满足或甘愿安于现状的人群还是占大部分。即便第一个月只是区区的五百元，现场的闹热程度，至今想起，都还能让我热血上涌。

到顶山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发工资时的现场，就像内部自发组织的抽奖兑奖活动现场。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必有奖品的，但依然用吃奶的力气向前挤兑。仿佛，晚来一步的奖品就给先来的一起拿走了一样，每个人都希望挤到在点钱的我身旁，不亲手接到那几百块的工资，就不放心。

其实在发工资之前，我们都已经按工资表的名单给他们每人都准备好一个信封，也都是起码数过两次后才放好在里边的。但他们在叫到名字之后，在我要求他们签名字之前，非要我再数一遍，然后亲手把钱交到他们手上，才笑呵呵装傻问我在哪儿签名。

饶是有木子李和薇薇她们在一起帮忙发放，现场还是闹哄哄的乱成一团。不到十平的办公室也成了个闷葫芦一样，热得满屋子充斥着汗臭味和铜臭味。

这得理解她们。

在此之前，我们早就听许多个从药厂招用来的人说过，前面两任老板，在同一车间做同一产品，都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连工人的几百块工资都赖掉没发。而我们的工资也迟迟未发，从试产到正常生产之后，差不多就拖过了三个月。

三个月，对于我这个被拖欠惯了工资的人而言，并不觉得漫长。加上我自己现在都属于管理层的人，非常理解公司在检修试产期间只出不进的投入之艰难，平时也都是临时写张借条暂借来省吃俭用。就算是半年不发，我也会放心大胆地干下去。

因为我了解我们公司的经营状况，相信自己的生产能力和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实力。

只要把产品交付到集团，回笼的货款就足以让公司持续良性循环下去。另外，P1产品出来的副产物，销售市场非常乐观，前景看好，而且都是现金交易。只要有P1在不断生产，就总会有副产物出售，现金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根本不用担心车间会断掉资金链而停产歇业，赖掉员工工资。

可我的自信没有用，从顶山当地和药厂招进来的工人们不信，他们被赖怕了。

药厂老总要求我们骤减原定的工资额度，要控制好与药厂基层员工工资均等的消息不胫而走。

传言的力量和速度，往往在这个时候显得最为强大和迅速。同样不可小觑、也无法避免的是，传言过程中那些添油加醋和煽风点火的巨大作用。

传到最后，药厂上下，包括其他几个外租车间，大部分人都相信了我们是因为发不了那么多的工资，才和药厂老总串通一气来拖欠赖账，坑害他们的辛苦钱，才在第一次发工资之前，发生了我被一群女人‘围堵’的尴尬事件。

在一个开始燥热的夏天早上，刺眼的阳光有点毒辣，一点也不配合我的大好心情。

我一路用手遮盖着双眼，心情愉悦地吹着口哨，心里盘算着盛定海和朱小宝回来的时间，就是我们发工资的时间。最关键的是，我能报销回来开前的那些垫付了的饭钱。

但我还没走到办公室，就被马兰花她们清一色的半老徐娘、拦截在办公楼前面的主干道上，寸步难移。

她们叽叽喳喳，情绪激动，对我们这么久还未发工资的原因众口纷纭，莫衷一是。

她们的嘴巴像孩童玩的小摔炮，噼里啪啦的、不用歇气也绝无疲倦地说个没完，还越说越来劲，也越离谱，纷纷指责盛定海和朱小宝很不地道，在此时丢下我和木子李这帮做不了主的，他们却率先跑路了。

盛定海和朱小宝明明就是回老厂开个股东会，顺便去拿钱回来发工资，我都已经在盘算着到达的时间了呢。

我据理力争，甚至以人格担保，说等盛总一回来就会发工资的。

但无济于事，她们根本不信我，说我是老板最得宠的心腹，当然会帮着老板们欺骗她们被欺骗多次的老实人，还公然威胁我说：“你若没有能力兑现我们的工资，我们现在就不去接班，今天就摆工不干了。”

我最讨厌这种公然的不信任，还被当面威胁。说我是心腹固然好听一些，言下之意，明明就是在指责我是老板的走狗么。

我觉得我的人格受到了严重的侮辱，这在老厂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在我有史以来的打工生涯中，也是前所未有的事。

我脾气上来，以硬碰硬，毫不妥协：“随便你们。”

我忘记了我在老厂只是个班长，我面对的只是自己一个班组的十来个成员，我完全可以说一不二，强权专横地压制住他们。

我忘记了我在这里是个车间主任，同时也是个除盛定海和朱小宝之外的全权代表。

我不能像个班长那样只管着一个班组的人员和班组的生产工作，我得对公司所有的部门和人员负责。我不能像对待班组人事一样，想要就要，不想要就直接退还给人事部。我在这里招人用人一把抓，要辞退，还是退还给我自己。我不能如此随便的说出“随便你们”这样的话。

这下就更炸开了锅，我被团团围住。

“你都说随便我们了，那老板跑路的消息是正确的咯。”

“那我们去车间把上班的人也叫走，随便你们车间会不会冲料会不会爆炸。”

“作为我们的主任，难道就是这样给我们交代的吗？”

“按这样的话，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

“对，不走了，我们去找药厂的老总，问问他要给我们自己顶山人一个怎样的交代。”

......

我悻悻然地在心里暗骂：“王八蛋，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一次预谋，是故意来刁难老子的。”

我被陆续赶来的员工围得越来越紧，有点窘迫到窒息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实在冤枉。

我本来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个，我也是苦命的打工仔，为什么她们要拿我出气呢？我凭什么要受这样的侮辱？

我忘记了自己来顶山之前的初衷。那时，我答应老林董事长来顶山受苦的时候，我也提出过要求，希望他们能按照我的管理理念对企业进行人文管理。

在提要求之前，我曾把自己花了不少心思才写到还为完全满意的‘人文管理要点’的草稿纸，压在班组长交接班的记录本下面，以便在空闲的时候、能随时进行深入研究和及时更改、完善。

有一次没及时拿走，被接我班的马猴子班长翻到，他歪着瘦扁的脑袋瞄了我半天，才不屑地说出一句话：“嚄，还人文管理呢，你以为你是个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文艺青年啊，真是书呆子一个。我告诉你哦，这里是化工厂，这里大多都是没自我保护意识的文盲，只需要体力，不需要脑力的赚钱机器。除了制度还是制度，除了剥削还是剥削，就是没有人性化这一说法...”